一位美國紅衣主教怎樣面對死亡?

一位美國紅衣主教怎樣面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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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紐約特派員 馬莉  1996-12-25 11:00

  約瑟夫.伯納汀樞機主教,是一位被公認的美國天主教內出眾的領袖,卅五年以來,折衝調協,有很卓越的貢獻。他是一位開明而無宗教和階級界域的領袖,平易近人,既高貴又平凡。他所觸及受惠的人,可以說是無以數計,可是,最值得記述的,是他從容無懼地面對死亡。他有信仰上嚴肅的一面,也有人性動情的一面,他對死亡體驗的界說,更留下了可貴的啟示。伯納汀真正道出了美國人獨特的風格習性,那就是:美國人不會接受沒有道理的事,不會盲目地順從任何權威,美國人也不接受恐怖畏嚇的教訓。

  羅馬天主教芝加哥教區的樞機主教約瑟夫.伯納汀(JOSEPHCARDINAL BERNARDIN),在今年的十一月十四日,因胰臟癌病逝寓所,享年六十八歲。他被公認是一位偉大卓越的美國天主教領袖,從一九六0年代末期以來,在連續的卅年間,參與領導美國天主教主要發展成長性的組織活動。他是一位非常坦誠,具有前瞻性的溫和派領袖,能在意見龐雜分歧的美國天主教全國主教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中,很有技巧的調協折衝,尋出了一個共同立場和觀點,來保持美國天主教整體的和諧。他的接任人選,將對未來美國天主教的走向產生很重大的影響。

  伯納汀樞機主教極有才華又善解人意,他非常平易近人,能讓與他接觸的人輕鬆自如,並能以最通情達理的話,表達出他的關切和祝福。與他交談,三言兩語就能讓人感受到他的真情和誠意,這是他成功的地方,也是他受到教區信眾們衷心愛戴的原因。

  這位開明的紅衣主教,毫無宗教和階級的界域,他常常主動而自然地接觸不同信仰不同教派的其它宗教領袖們,尋求相互的認識和瞭解。最明顯的例子,是他曾溝通羅馬天主教與猶太教的對話,並且曾親自陪同美國主要的猶太教領袖前往梵蒂岡和教宗親自對話。他仗義執言的性格,曾公開反對種族主義和歧視,使他獲得了其它宗教領袖及非裔領袖的尊崇。

  在他有生之年,所觸及惠及的人真是不能數計,每一個人都有一段故事,但是,最值得懷念記述的,卻是他在生命中最後的一年半中,從容泰然、無尤無懼地面對死亡,以及他對死亡體驗的界說,有他信仰上嚴肅的一面,更有他人性動情的一面。

  一九九五年六月,他發現有了胰臟癌,動了手術,也接受了鐳射和化學治療。他在住院治療的期間,竟不顧自己的病體,下決心承擔起了全醫院內所有患癌病人的祝禱和慰問工作。一九九六年八月,在檢查中,發現癌細胞不但又出在他的胰臟中,而且已經竄延到了肝部,醫生專家們說,動手術也沒有用了。八月卅日,他舉行了一次記者會公開了他自己病情實況,他說,他的壽命已不到一年了!他顯得非常安詳平靜,他說,他一點也不怨天尤人,他接受了現實。

  伯納汀樞機主教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出生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哥倫比亞城,父母親都是義大利的移民。他六歲的時候,父親就因癌症去世,母親是以車衣工作來維持全家的生活。他曾進入南卡大學醫預科一年,後來,轉到巴地摩爾的聖瑪莉神學院攻讀,取得了哲學學士學位,再轉到華盛頓天主教大學,獲得了教育碩士學位。一九五二年,他在南卡州的查爾斯頓城受洗成為神父。為了靠近生病的母親,他放棄了去羅馬進修的機會,選擇在查城教會工作,他一面在當地的高中教書;一面主持教會的行政工作。

  一九六六年,亞特蘭大教區的大主教郝立楠(ARCHIBISHOPPAUL J. HALLINAN OF ATLANTA)知道伯納汀是位很能幹的年青神父,提名他出任亞特蘭大教區的副主教,當時他只有卅八歲,便成為全美國最年青的主教了。兩年以後,他被任命為全美主教會議的秘書長兼任美國天主教社會行動委員會的秘書長。那時候,正是全美主教會議擴大重組職權的時期,希望反映天主教第二大公會議的決議,強調主教集體決策來輔助教宗治理教會的角色。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伯納汀以雙重秘書長的身份,駐守在華府主教會議總部,主持全美天主教的機要策劃和行政工作。一九七二年,教宗任命他為辛辛那堤教區的大主教。兩年以後,他又被選任為全美主教會議的主席,是惟一的非樞機主教被選任這一個最高職位的人,由此可見他聲望之隆了。

  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0年間,伯納汀跟教宗派駐美國的代表賈都特主教(ARCHIBISHOP JEAN JADOT)密切合作,提名了廿多位具有溫和觀點而適合神職職位的主教,來主持美國的教區。一九八一年是他的才華和折衝能力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的時期,在他的主導之下所起草的全美主教反對核子武器擴張的公開信,曾引起了主教們與雷根政府之間的激烈爭辯,但是,伯納汀卻堅定不移,使美國天主教和政府間產生了政策上的歧見,對政治有很大影響。

  一九八二年,教宗保祿二世任命伯納汀為芝加哥教區大主教。當時的芝加哥教區是片混亂的情況,神職人員們對原有教區的行政和財政上的不法行為,非常氣餒。經過伯納汀耐心的整頓,才使教會恢復了信心和信譽,一九八三年,教宗提陞他為樞機主教。他支持當年芝加哥的首任非裔市長,公開反對種族歧視,他對信徒們說,種族主義實在是一種罪過。他對一連串被控對孩童性侵害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加以譴責業且革除了這些神職人員的職位,另外任命非神職人員,設立了審議委員會參予審議,以昭公信。

  每當美國主教們和梵蒂岡之間面臨問題或僵局的時候,教廷一定要不斷地請伯納汀樞機主教出面調停的。例如,美國天主教主教會議,曾經支持教區信徒們變革的意願,包括任命婦女和已婚男子為神職人員,並重新考慮教會對人工避孕的訓令,以及授予教會中非神職人員對選任主教和教區會議代表的呼聲。伯納汀為了顧全大局,在他擔任全美主教會議主席的期間,曾私下讓這些提案暫交「研議」,予以擱置,因此避免了美國教會與羅馬教廷之間的分裂。

  伯納汀樞機主教堅定相信,羅馬天主教整體的建制和權威的重要性,但是,他也認為教內應該廣泛諮詢以及有必要進一步求取改變。他深切地希望,美國教會能繼續在主教們集體的領導下順利運作。

  一九九三年的十一月,在他聲望最高的時候,一個卅四歲的年青男子STEVEN COOK竟出面指控伯納汀,控訴在十七年前曾受到過伯納汀的性侵害。這件突然的指控,使他一生的名譽人格都受到了玷污。伯納汀樞機主教公開地否認這件指控,並且充分坦白地答覆記者們所有的質疑和詢問,毫無保留。幸虧這位年青人又再度出面,撤回了他的指控,向伯納汀深深致歉。一九九四年的年底,當這位年青人因為愛滋病將要臨終的時候,伯納汀曾親自為他祝福祈禱,寬恕了他的罪過,使他安心地離開了人世。

  一九九五年六月,伯納汀發現自己有了胰臟癌,經過三個月的手術和治療,他不但恢復了正常的工作日程,而且更增加了替數百位在死亡邊緣的癌症病患者的祈福和照顧。

  一九九六年八月的覆檢中,伯納汀樞機主教發現胰臟癌依然存在,而且已經擴散到了肝部,他的病況已到末期,任何手術或治療都沒有什麼助益了。他在八月卅日舉行的記者會中,就曾平靜地公開了他的病情,他對記者們說,除了接受現實,他也滿懷信念的面對死亡,把死亡當做「朋友」,他認為,死亡只不過是從塵世的生命進入到永恒的生命而已!

  伯納汀樞機主教在他生命中最後的幾個月裡經常忍受著癌症的痛苦折磨,從容地進行他要做的事,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發動起美國「天主教共同立場創始」(CATHOLIC COMMON GROUND IN-ITIATIVE),想促使教內左右兩派從相互怒目攻擊,而進入到共同的理性討論。今年九月廿七日,當他去羅馬最後一次面謁教宗保祿二世的時候,他也向教宗提起神父結婚和任命婦女為神職人員等等問題。

  一位路德教會的牧師馬蒂(MARTIN E. MARTY)是伯納汀的好友,兩個人非常接近。馬蒂牧師說,伯納汀是一位服務公眾的宗教領袖,是他選擇要把自己的死亡情況公諸於世的。根據馬蒂牧師的瞭解,伯納汀生理上所承受的痛苦非常可觀,而他所面對的死亡,自然很是可怕。馬蒂牧師說,除了肉體上的痛苦外,伯納汀也充滿了「悲傷」和「疑慮」,伯納汀的另一位親信林區主教(BISHOP ROBERT LYNCH OF ST. PETERSBURG, FLA.)也證實就是一位像伯納汀樞機主教一樣有堅定信念的人,也是免不了有過疑慮(DOUBT)的。林區主教說,當然,伯納汀也會問起過:「這種病為什麼要落在我身上?」「死亡為什麼要來得這麼快?」這些都是很不可解的疑慮,儘管如此,伯納汀卻堅信 上帝是會陪伴他走完他生命的路程的。

  今年的十月間,大約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月,伯納汀樞機主教曾接受紐約時報星期雜誌的訪問,那是他最後一次的訪談,時報星期雜誌一直到今年的十二月一日才刊登出來,紀念這位偉大的宗教領袖。

  紐約時報星期雜誌刊登的訪問全文,對伯納汀樞機主教怎樣面對「死亡」,有很深刻的敘述。

  對於不把「死亡」當作「敵人」,而當作「友人」的解釋,伯納汀說:「作為一個有信仰的人,我相信死亡只是一種轉世,也就是從現有的塵世生命,轉為永生,因此,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他說,他在成長中,本來有「三怕」的,就是:怕死,怕受人誣陷,怕得癌症。但是,他總覺得,前「兩怕」距離他要面對的時間,都還太早了點,惟有怕得癌症是他最擔心的問題,原因是,他的父親便是死於癌症的。實際上,他的「三怕」竟都一一實現了。

  伯納汀說,把「死亡」當作一種「友人」,是受到一位耶魯大學的神學教授談話的啟發。原來,這位諾溫教授(PROF. HEN-RY NOUWEN)在去世以前,曾經跟他有過一個多鐘頭的談話。諾溫教授告訴他,也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對他說過,如果把「死亡」當作「友人」,開始對死亡像朋友一般的交談,漸漸地,就不會對「死亡」有恐懼感了。伯納汀說,當他在接受鐳射治療的期間,感覺到非常不舒服,他需要不斷地提醒自己,「死亡」只是一種「過渡」,心理才平靜起來。當然,伯納汀說,有時在午夜夢迴時,他會發現自己淚水滿眼,凡身肉體的感情畢竟是有無法控制的時候的!

  當他在醫院中為垂死的癌症病人祈福祝禱時,曾經看到一位病人的丈夫對妻子說:「妳不能走啊!」伯納汀硬起了心腸對這位丈夫說,你看看,她是多麼的痛苦,還是讓她去吧。這位丈夫才對病妻說:「好吧!妳可以走了!」病人終於安詳地過去了。

  伯納汀說:「如果我沒有真正的信仰,我是不會像現在一樣的平靜的。事實上,我跟一般人一樣,不免有一些疑慮的。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我將怎樣面對死亡,但是,我認為 上帝賜予我天份,讓我能接受現實,並且心平氣和。」

  問起他對未來的「永生世界」是什麼相法?伯納汀說:「這畢竟是一個神秘的謎,我從來沒有跟死亡而是不知道。可是,根據基督耶穌所承諾的,如果我們相信祂,我們是會跟祂在一起的。」

  問他會不會跟他的父親和去世的朋友們相會?伯納汀說:「我相信我會跟他們一起的,我一直相信這是我們的傳統。」

  作為一個神職人員,什麼是他所做過最重要的事?伯納汀說:「我曾嘗試開創一種空間,使人與人之間能夠彼此共處彼此容納。我的原則是折衝調協,我希望人人能自我存在,並且接納別人。」他說,他所尋求的「共同立場」,便是讓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至少仍能容許彼此還能談論各自的立場。他說:「我們在美國生長大的人,絕不會接受自己認為沒有道理的事,也絕不會盲目地接受任何權威的。」他又說:「耶穌告訴我們很多的寓言,可是,耶穌卻很少命令地對我們說,什麼是我們一定要做的。任何基於恐怖畏嚇的教訓,都是行不通的。」

  時報的記者問伯納汀樞機主教,他的一生有沒有任何的遺憾?他說,他不覺得有什麼遺憾。他說,四十四年前,當他受洗成為神父的時候,他認為他可以替教會解決許多的問題,甚至於解決許多世界上的問題。他說:「現在,我卻不會這麼想了。因為,我知道任何事情都沒有那麼簡單,但是,我對教會的專心一致,還是始終到底的。」

  最後問到他:「你是不是已準備好了接受死亡?」伯納汀說:「我已經說過很多次,我一點也不怨天尤人,我接受事實現況,心中非常平靜。前一陣子,這種心理上的平靜,完全是出於精神智慧上的理解,出於神學理論和信仰上的結果。可是,當生理上已進入死亡的過程時,這種過程自然而然地會讓你逐漸緩慢下來。」他說:「我自己並沒有什麼意願,可是,在我死亡以前,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我要寫下一些自己的思緒和想法,能寫多少,就寫多少。如果我寫不完,也沒有關係。我能遺留下來的,是我過去四十五年中所完成的事,以及還沒有完成的事。我不希望在人事上要盡多大的努力,來延長幾個禮拜的生命。因此,現在我說我已非常平靜,那是包括了我在信仰上和人性上雙重說法的平靜,不知道你們認為這種說法,有沒有任何意義?」記者們說:「當然有意義。」伯納汀接著:「我現在已經很有準備離開人世,當然,這並不表示我絕對沒有絲毫悲傷的意思,我想,人性還是有弱點的。不過,我很充分的理解,自己遲早會走的,我想,當我走的時候,我是很有準備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廿七日,伯納汀抱病去梵蒂岡向教宗作最後的述職,並接受教宗的祝福。十月間,柯林頓總統在白宮授予伯納汀樞機主教「自由勛章」,這是美國對民間領袖所能頒贈的最高榮譽的勛章了。伯納汀並在十月間,致函美國最高法院,以一個垂死人的身份,請求大法官們禁止醫生幫助沒有治療希望旳病人自殺的權利。他在私函上說:「我已走到了人生的盡頭,在這幾個月中,我實在想得很多很多,可是,身為一個垂死的人,我特別感覺到生命價值的可貴。」他呼籲最高法院,不要准許醫生有幫助末期病人自殺的權利。

  到了十月底,他的體力已微弱到不能做任何事的程度,他才把樞機和教區的職權,交給一位副主教接替。十一月十四日,他溘然長逝,全美國天主教和非天主教的人們,對於他的去世,都極度表示哀思與讚譽。他的遺體在芝加哥天主教大教堂停靈了三天三夜,先後有十幾萬人排隊瞻仰遺容,每個宗教團體的領袖和代表們,都前來吊唁,表達敬意。

  伯納汀遺下了一個妺妺和一個母親,九十三歲的老母現在仍住在芝加哥的老人院裡。在他生前,他每天都要去老人院看望母親一次,一直到他不能行動的時候才截止。他的母親只知道他在「為天主教會做事」,卻不知道他是一位紅衣大主教。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日於紐澤西)

 

▲編者小啟:海外通訊欄自本期起結束。感謝馬莉小姐三數年來不斷供應有關各大宗教在美國的重要消息,條分縷析,報導翔實,可讀性高。本期王增勇先生一篇「一個尊嚴面對死亡的見證─芝加哥紅衣主教的一生」與所刊馬莉的「一位美國紅衣主教怎樣面對死亡?」剛好撞車,內容相同,只有割愛。以後王增勇先生將自由供稿,不以加拿大特派員名義刊登。最後,謹再一次的向兩位特派員深致教訊最大的謝意與最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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