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加拿大特派員　王增勇  1996-11-25 11:05

　　每個人參與宗教的動機各有不同，有的人為了身體健康，有的為了趨吉避凶，有的甚至為了財富事業；但這些以自利為出發點的信仰並不能帶給人們真正的力量面對生命的無常與必然的終結─死亡。傳世久遠的宗教多半經由其教義，提供其信眾體會超越自我、與天合一的經驗，改變人自利的私心，而以天人合一的利他動機取代之。所以中西宗教除了內在人心的改變之外，多有外在助人的行為表現。兩者並無先後之分或重輕之分，而相互印證，相輔相成。這種內在修持與外在助人的交互體驗，使社會學大師涂爾幹在研究宗教時斷言，研習神學最終將成為研習人類學。這是說，宗教徒基於自我心靈的轉變尋求助人的表現；而這個了解對方的過程就是人類學的目的。了解一個人必須了解他的背景、歷史、社會地位、政治經濟處境等等。

　　基督宗教與台灣原住民近四十年來的淵遠關係，就說明了這一個宗教與弱勢民族互動的關係。台灣的歷史是個移民的歷史。原住民雖然是最早居住在台灣的族群，但他們的歷史卻是一連串被統治的血淚史，至今淪為台灣社會最邊緣、下層的民族。在面對強勢漢族社會的歧視下，基督宗教成為關懷台灣原住民的主要力量。長老教會和天主教會，雖有相同的信仰卻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在原住民權益的爭取上，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長老教會以社會改革、政治訴求、街頭抗爭的方式，尋求社會結構的改變。天主教會則以社會服務，以原住民個人問題為切入，協助原住民適應主流社會，二者都回應了原住民社會的需要。基督宗教，一個外來宗教，其信徒不過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五。台灣原住民，一個被壓迫的民族，其人口不過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二。兩者之間的結合，就如同台灣長期以來，被遺棄的智障兒童多由天主教外籍神父修女收留照顧一樣地諷刺。主流的漢民族社會對原住民的處境一無所知，除了一再強化原住民酗酒、懶惰、不知儲蓄的刻板印象，任由資本家剝削原住民的勞力，在無安全保護的建築工地工作；任由男權社會的嫖妓行為促使原住民少女被賣至都市為妓。在解嚴後的台灣社會，原住民正努力尋求自己久被壓抑的文化認同，要求社會給予其正面的肯定，他們的聲音雖小，但卻值得我們關心其背後的血淚。

　　原住民原本居住在台灣全島，十七世紀初，大陸沿海的漢人開始遷移至台灣。在一連串的衝突下，原住民被驅趕在目前所居住的山區及東部一帶，平地的原住民平埔族，逐漸與漢人同化。一九一一年日本人統治台灣，發動了超過了百次的圍剿，在三年後才征服所有原住部落。日本人採取「皇民化」政策，將所有漢人逐出原住民地區，強迫原住民學日語，從事伐木工作，甚至徵兵至南洋作戰，深山內的部落被迫遷村，以便日本人就近控制。一九三０年霧社原住民反抗日本人統治而發生暴動，而遭日本人以毒氣彈攻擊而失敗。至今，老一輩的原住民只能說日語，而不通國語，以致今年李總統接見十二族長老代表，訴求「還我土地」時，雙方必須以日語溝通。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政府設置山地保護區，採取文化同化政策。在國民義務教育實施下，新一代的原住民學習國語，以謀求在平地的工作機會。原住民的文化、語言、社會制度、傳統祭典在文化嚴重斷層，無人傳承的情況下，迅速崩潰瓦解。新一代原住民成長在一個沒有自我文化認同的環境。在山地的工作機會有限的情況下，原住民人口大量外移。而進入都市尋找工作的年青人只能找到低階的勞力型工作，缺乏工作安全及工作保護。

　　在工地摔傷成殘、或在工廠操作受傷的原住民工人只能拿著勞保微薄的傷殘補助回到山地。外在社會環境的生活壓力使原住民青年人自殺率居高不下，酗酒成為部落中常見的景象。當電視成為部落中主要對外的資訊來源，年輕小女孩的夢想就是到大都市中登台表演。都市中的燈紅酒綠成了她們心目中的天堂。

　　在原住民淪為弱勢民族成為被剝削的對象時，基督宗教成為主要陪伴及協助原住民的力量。雖然日本人的皇民化政策禁止宗教的傳道行為，但光復後，政府開放公開傳道工作。大批年輕的外籍神父修女、傳教士投入山地從事傳教工作，許多是大陸淪陷後隨教會來台的。原住民很快就接受了基督宗教，且將近百分之八十的原住民受洗。彌補了喪失已久的精神真空。教會成了山地部落社會的主要聚集場所，甚至是原住民可以使用自己母語的公共場合。許多外籍神父以羅馬拼音保存原住民母語，或翻譯原住民聖經。有醫學或護理專長的神職人員開設診所，成為偏遠地區主要醫療服務的來源。教會開設托兒所、安親班照顧父母上山工作無人照顧的小孩。婦女在教會中學習技藝，分享生活經驗。透過教會，大批大專學生暑期上山為小孩子舉辦夏令營、道理班。當年青人到外地工作或求學、傳教士會轉介當地教堂繼續照顧原住民青年。教會成為許多原住民成長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支持。

　　不論長老教會、天主教會也都積極培育本地的傳教人員。許多原住民青年也透過教會的教育體制獲得良好的教育，甚至出國進修，成為原住民社會的中堅份子。

　　但這些都似乎改變不了原住民在經濟上受平地人剝削的事實。南投縣仁愛鄉的一名耶穌會外籍神父有鑑於平地人壟斷原住民農產產銷管道，一再長期剝削原住民辛勞的成果，推動成立了信用合作社，不再透過平地人轉介而自行建立運銷管道。神父立即遭受攻擊，認為他不務正業，不在教堂內傳教，反而從事營利事業，宗教從事助人行為的難題於是出現，我們是要只傳授教義給人知道，或是要為受苦的人爭取他們的權益？助人是為了讓我們對自己感覺高尚，還是真的要為對方解決問題？宗教只該從事改革人心，或是也該改造社會？這名神父的努力在天主教會的壓力下而被迫停止。但曾參與合作社的原住民卻因此認識了原住民在資本社會中被剝削的本質，而進一步投身原住民權益的社會運動中。

　　長老教會由於其體制外改革的攻治立場，使其在解嚴之後，直接扮演倡導原住民權益的角色。透過其全球性的連絡網，長老教會引介國外其他原住民運動的經驗，甚至安排台灣原住民到國外受訓，或安排外國有經驗者到台灣講習。加拿大長老教會因此而建立與台灣原住民運動合作關係。台灣原住民運動目前的三項訴求：正名的─在憲法上肯定原住民的地位，土地的─歸還原住民自治土地，自治的─原住民依其文化特質自行管理自己，就是源於加拿大原住民爭取權益所提出的口號。憲法已將山胞一詞更正為原住民，行政院已成立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雖未完全符合三項訴求卻已反應了台灣當前的政治體質下，原住民的選票已成為原住民運動主要的資源。在廢省的議題正在台灣引起熱列討論之際，原住民自治區也極有可能被納入討論。蘭嶼的雅美族在家鄉被台電傾倒了十年核廢料之後，也開始要求成立自治區，拒絕成為台灣社會的垃圾場或觀光園區。這些聲音可能無法真正完全解決原住民在現代台灣社會的弱勢地位，但有多少人知道這些聲音背後有著多少外籍傳教士的努力，才使這些種子得以保存至今而發芽生根？如果台灣原住民的處境未來得以改善，得到社會大眾平等的看待，基督教在其背後的撒種工作功不可沒。宗教原來也可以是社會改革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