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普珍  2001-12-01 12:50

─記述撰寫本師世尊年譜的緣起、經歷與收穫

對於本師世尊的一生，
普珍藉用聖訓的一段話來詮釋：
「修道自有道考、家考、人磨、事磨；
只要一秉初心，心超物外，不為境累，
以積極、樂觀、進取，勇往直前，
奮鬥到底，必有感應、必有成就。」

　　八年前，身為歷史研究者的普珍，突然興起「世尊當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念頭。上了博士班後，他開始撰寫世尊年譜，為了體現世尊言教、身教，特別師法《王鳳儀言行錄》的體裁，更希望透過學術手法，讓世尊精神特質在重重檢驗下，淬煉出不朽的光芒。

　　回顧這段「且戰且學仙」的歷程，普珍內心感觸良深。

　　這五年多來，世局動盪、教內物換星移，他本身也歷經慈母驟然辭世、弟弟病情起落，從一個單身漢，變成有家室的人，然而普珍說：「自己的一切與師尊遭遇過的風風雨雨相比，只有『汗顏』兩字。」

　　在世尊年譜出版前夕，普診願將功德迴向給引渡他皈帝的先慈，更要將此書作為世尊百年華誕的獻禮，希望大家了解發願、行願、了願之不易，更能以他老人家為法式對象，永遠與之心心相印。

　　經過五年多的奮鬥，《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以下簡稱世尊年譜）終於要面世了。在付梓前夕，教訊雜誌社邀我寫一篇文章談談撰寫世尊年譜的心得。坦白說，我的心情滿複雜的，一方面雖慶幸於多年來的辛苦沒有白費，一方面則深嘆此著完成之不易。但若將這個歷練和世尊生平相較，則又顯得不足道了。不過，既然已接受邀請，那就好好作一番回顧吧！

（一）撰寫的動機

世尊當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我之所以想撰寫世尊年譜，最早是源自於民國八十二年第四期高教班期間的一股衝動與同奮的刺激。以前者言，我因深感世尊於上課時闡述的事蹟，多與中國現代史上的大事相關，故而興起了「世尊當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念頭。以後者言，第四期高教班期間，我擔任教史組組長，面對組員質問無法作出令人滿意的解答。因此，我引以為恥，認為身為一位歷史研究者，若連自己所景仰的世尊生平都不清楚的話，將來何以告訴同奮他老人家奮鬥的過程呢？在如上原始動機下，遂使我發願要好好地研究世尊。

　　數年後，本師世尊、坤元輔教相繼證道，我親眼目睹了世局的變化及教內發生的一些問題，益發讓我體認到一部完整的世尊傳記，一定可以讓同奮正確地認識世尊、天帝教的法門及我們的時代使命。這對凝聚同奮的向心力而言，必然有某種程度的幫助。

（二）構想的形成

決定用嚴謹客觀學術方式呈現

　　民國八十五年六月，我考上文化大學史學博士班，開始著手世尊年譜的撰寫工作。

　　起初，我根據《天帝教復興簡史》擬出大綱。但覺得時間的縱深不足，因此又依各期《天帝教教訊》所記錄的事蹟，將時間拉長到民國八十四年台灣危機，及八十五年三月我國第九任正、副總統選舉結束之時。我之所以有此想法，主要是有鑒於八十三年底世尊證道，與其發願以己身贖眾生之罪，換取台海局勢的和平穩定有關。以此為總結，可以突顯他老人家未竟的志業及我們未來應當努力的方向。

　　大綱擬就之後，接下來就是內容的充實問題了，但應該如何入手呢？首先，我確立的方向是：這是一部名人傳記，我應當蒐集到足夠的資料來研究傳主的生平，並用嚴謹客觀學術的方法呈現出來。另一方面，我必須在著作中體現傳主的言教、身教，以其生前對同奮的教誨與奮鬥經歷，來教化芸芸眾生。就這點而言，我師法了《王鳳儀言行錄》的體裁。不過，為了完整呈現傳主的人格特質，我又採取了某種質疑的態度來看世尊。我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想透過道德標準，衡量他的人格。如果，他在人格上確實能夠通過重重檢驗，就足以證明其並非浪得虛名之輩。如此一來，同奮不只可以對世尊更有信心，更可以為自身的困境找出解決之鑰。

　　當然，本著所以採取學術手法撰寫，亦有其現實考量。世尊駐世時，一直期盼天帝教能朝學術界進軍。所以多年以來，我們每每投入不少人力物力，與國內外學術社團交流。但是，在交流的過程中，往往發現自身的不足，這對想要了解世尊、認識天帝教的學術界朋友而言，必然構成了障礙。因此，一部嚴謹詳實、客觀的世尊年譜，對於我們向學術界弘教，必能起某種的作用。

（三）資料的蒐集

教內外廣為尋覓可資佐證的史料

　　蒐集資料與撰寫年譜必須同時進行。而手邊有多少資料，就寫多少東西，亦是學術上的通律。

　　上了博士班後，我常利用課餘時間找資料。在第一年裡，首先在世尊的家世及青少年時期的事蹟上有了重大的突破。以前者言，我發現世尊的先祖本姓王，過繼到李家當養子。乾嘉時代常州大儒李兆洛是世尊的五世從祖，其兄五初為世尊五世祖，五初子頍即世尊高祖毓華公。以後者言，我發現世尊於民國八年上海五四運動時並非就讀吳淞中國公學，因為該校自民國五年停辦以後，至八年九月才正式復課，而上海五四在同年七月間即告一段落。是以在此之前，世尊並無就讀中國公學的可能。至於其擔任上海學生會中國公學代表及學生會總務科主任（世尊說，他曾擔任過總務部部長。事實上，當時只有總務科，而無總務部），亦在同年九月以後。這對我而言，自是一項鼓舞士氣的事。此後，我又找到一些直接間接關於世尊的資料，這些資料中，有些是世尊早年與中共鬥爭的佐證，有些是上海宗教哲學研究社成立大會的啟事，有些則可以佐證其爭取輿論自由的貢獻，另外有些則可用以說明其與胡適和雷震間的關係。

　　就在一邊蒐集資料一邊撰寫年譜的同時，我深深感受到，就算再用心尋覓教外資料，沒有傳主原始檔案的幫助，依然無法完整重建世尊的生平。在撰寫過程中，我尤其發現，世尊退出《自立晚報》之後至成立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的這十幾年間，他老人家的事蹟幾乎一片空白。此外，天帝教復興前期的種種記錄，所據資料為何，亦無從得知。

　　有鑒於此，我於八十六年秋季超薦法會結束當晚，鼓起勇氣大膽向維生首席提出借閱世尊日記的想法。當時，他不置可否，只表示會考慮考慮。後來，我將年譜散稿託人帶至鐳力阿，並附上一封長信告知我的看法。其中談到：一、凡《天帝教復興簡史》所提及的史實，其原始資料當可公開。二、凡有助於同奮修持的資料可以公開。三、凡有助於澄清中國現代史上問題的資料可以公開。

　　後來，維生首席回覆說，世尊的日記現階段不宜公開，但我有空可到鐳力阿找一些家書來看。於是，在八十七年六月，我特別抽空至鐳力阿，用一週的時間在教史編纂委員會的史料庫中，找到了許多寶貴的原始資料。除了名人書信若干封之外，另有《西北闡教日記》、《清虛集》（卷三）、《涵靜老人開示錄》、〈毗陵輞川里李氏宗譜城大房分三河口支世系表〉……等等，真是喜出望外。而且，維生首席又主動提供多封家書供我參考。因此，那一次的朝聖之旅，簡直是滿載而歸。再者，由於撰寫世尊年譜之故，我遂有機緣認識青年學者王見川先生（《民間宗教》學術專刊總編輯），他答應提供兩則關於世尊生平的二則寶貴資料。同時，我也邀他為世尊年譜寫一篇序文。最後，台北某同奮熱心提供世尊於民國廿四年間在西安舉辦開導師訓練班的文獻──《闡教法乳》影本，亦令人大感驚喜。總之，在資料齊備之後，我就可大刀闊斧地撰寫世尊年譜了。

　　另外要補充的是我因體認到世尊生平與時代背景間的關係，故而特別參考了《中華民國史日誌》、《台灣歷史年表》及《近代中國》雙月刊後附的「大事紀」。在經過細密的對照之後，終於理出一個輪廓，爬梳出許多他老人家和時代互動的證據。

　　此外，博士班選修的課程，對年譜的撰寫亦甚有幫助。如「中國現代政治外交史」讓我對冷戰時期，中共、美國、蘇俄間的三角關係，有了起碼的認識，對了解世尊復興天帝教的動機提供了背景上的知識。而在「中國古代戰爭思想史」中，我則有機會細讀《孫子兵法》，讓我對古典戰略思想與中共對台戰略思考（因為中共戰略思想受《孫子兵法》影響很大）有初步的了解，對認識世尊於抗日期間坐鎮西北時的客觀戰略環境，及天帝教復興之後對「保台護國」、「和平統一」主張亦頗有助益。（值得一提的是，該門課教授者劉振志先生，在淡江大學國際戰略研究所攻讀學位時，曾修過維生首席的課，而他也是國內名戰略學家鈕先鍾先生的學生，他們二位和維生首席皆相當熟稔。）　
（下期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