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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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堅  1984-09-01 09:30

  因經濟能力的限制,自立晚報的印刷條件甚差,出報時間又不正常,與人競爭當然困難,銷路推展倍感吃力。但是,自立晚報在言論上始終受到讀者與政府的重視。

  父親在財力極度困難的情況之下,一定要維持社論執筆人的最低酬勞。主筆人經常要舉行會談,每次均由父親主持,所有的社論他自己一定得過目,以示慎重。自立晚報的言論從不空談,所談中有理性,而且一貫是作建設性的批評。

直陳時弊,盡到言論責任

  父親自己並於四十三年五月廿日起,自撰專欄,命名為「天聲人語」,針對國策時弊,敢言直陳,主持公道,講求正義,極具擔當,頗有膽識,開創了一個新的風格。

  自立晚報對司法的改進,有過整體性的評論。並曾對國是問題,作專題性的評論,都有專輯出版,對言論真是盡到了責任。

  在父親主持下的自立晚報,言論上從開始已有它的獨立性,但是真正在報頭上標明「無黨無派獨立經營」字樣,則始於四十七年五月二日。父親在那一天的首頁,刊登了一個啟事,聲明他自己脫離國民黨黨籍,並宣布自立晚報從此是一張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報紙。這是中國新聞史上獨一無二的作法。

王惕吾先生的證詞與感言

  父親對台灣民營報業的整體,也有重要的貢獻。他自接辦自立晚報以來,不僅為自身生存發展用盡心血,也為民營報業前途,盡了最大的努力。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先生,及中國時報(前身是徵信新聞)發行人余紀忠先生,對父親的貢獻,有詳細的敘述。

  聯合報王惕吾先生在祝父親七十大壽壽文中,以「奮鬥的夥伴」為題,指出民營報業,在政府播遷台灣的初期,工商業很不景氣,商業廣告極少,客觀環境不足以培育報業發展的情況下,一直非常艱難,虧累不堪。在父親領導設計與奔走力爭之下,民營報業得以取得定期的政府和公營機構的公告廣告收益,奠定大家經濟上生存的基礎並進一步爭取銀行貸款,能使各民營報業更新設備,以求發展,而能有今日蓬勃現象。惕吾先生稱父親「為人熱心,不辭勞怨,劃策設謀,尤具公誠,每次洽商,均以同業共同利益為先,民營報有此生力軍,大家意見得趨一致,合作辦法也訂了出來,並成立民營報業聯誼會。」他說,父親在推動民營報業團結奮鬥的經過,其艱苦情況,非歷其境,難以想像,真有「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之感。惕老在文中指出,當時為交涉公告及貸款,有幾個月,天天開會,時時奔波。開會多由父親及惕老輪流主持,而交涉事項,則照例是由父親獨任其勞。

余紀忠先生推祟父親人格

  余紀忠先生在「壽玉老七十」一文中說,他每憶父親在當時剖析事理,當仁不讓的言論風貌,歷歷如在眼前。認民營報業同仁得能相處以道義,廿年來保持基本上的互助合作,實由當年父親主持的民營報聯奠定的基礎。

  紀忠先生在該文中,對父親的人格有下面的敘述:「玉階兄為人治事有所爭,亦有所讓。其所必爭者為公義,所常讓者為私利。此固卅年代知識份子延以自誇之處,而於玉階兄最偽顯著。至於決嫌疑而定是非,尊道義而解糾紛,玉階兄一生所好者,比比皆是,非可罄述。」

  紀忠先生並稱:「玉階兄最令人佩服者乃其愛國家、愛自由,屢仆屢起的精神,乃至所營自立晚報基礎大定,反又讓予有更多財力的人士接辦,藉謀報紙進一步發展,而其自身則從容退出,略無戀踐,此種功成身退的心懷,實可比擬清風明月,令人常留長思。」

獻小我成大我,於願足矣

  父親孤傲的風格,和他堅持獨立言論政策,不受約束,自不能久為當政者所容,乃有急流勇退之舉,於五十四年十一月退出自立晚報。今天民營報業一致欣欣向榮,父親雖然沒有享受到發跡的成果,也無任何遺憾,他能對報業有所貢獻,不僅是一種驕傲,也是一種安慰。

  下面我要來談談我的母親:

母親變賣首飾助父親辦道

  從小因為我性情內向,跟母親就非常的接近,母親做什麼,我都跟著在一旁觀察,尤其是在華山大上方的那段時期,看母親做菜,看她為我們四兄弟做鞋子,為我們千瘡百孔的破褲子、衣袖、和襪子打補丁。陪母親到玉皇洞理神像後面所放的幾隻樟木箱裡去取換衣物,放樟腦丸的情況,到現在還是記憶猶新。母親在山洞裡整理東西,總要從各個箱子的角落夾袋裡,取出她僅有的一些「寶物」─手飾和一些嶄新的鈔票。她一面給我看,一面輕聲地對我說,這是她僅有的一些「私房」了。她一面看著那些飾物,臉上露出了滿足的微笑。

  母親為了支援父親在西北辦道和做慈善事業,已經陸陸續續地變賣了她所收藏的手飾珠寶,這是一般婦女所最引為珍貴的東西。

追懷當年全家入陝西種種

  當年在華山的時候,母親才不過三十出頭些,正是她青春盛年,她卻跟著父親在山上修道,過著平淡而又清苦的日子。事實上,自我有記憶以來,母親多半是過著艱苦犧牲的日子,她像所有老一代的婦女一樣,任勞忍怨,一切以自己丈夫的意願為意願,逆來順受。

  父親在抗戰以前,奉蕭師尊昌明的命,棄官由上海前往陝西辦道,他作了決定,一個人便先去西安。留下母親要準備行裝,帶著我們四兄弟前往投奔。當時我兄弟的年齡各為七歲、五歲、三歲、和一歲。

  母親坐著黃包車到處辭行,有一天在上海法租界,被一醉酒駕駛的法國人撞翻,汽車從母親身上輾過,可是母親卻是神奇地毫髮未傷。

  她終於帶著我們成行,坐火車轉來轉去,大概有三天三夜,前往僻遠落後的西安,而且人地生疏,一無所知。設身處地的想想,我真要敬佩母親的勇氣。
(四,下期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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