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集─西藏宗教及政治問題對話
駐美特派員 紀光真 1991-12-25 11:10
前言
因達賴喇嘛在紐約舉行十輪金剛法會之機緣，筆者得以與其門下弟子丹增諦深法師就西藏宗教及政治問題及其背後所隱含的宗教哲學課題交換意見，席中尚有來自台灣的慧開法師及數位彿教善知識。
時間﹕十一月二日，一九九一，美國東部時間下午三至五點。
地點﹕天普大學中國佛學社。
發言人簡介：
丹增諦深法師：從西藏流亡到印度之密教僧侶，拜在達賴喇嘛門下修習密教佛法近八年，現在負責藏文佛教經典之翻譯工作，在其出家前，主攻社會科學，所以對當代之宗教哲學課題深具興趣。
紀昌鑫（光真）：天帝教駐美特派員，賓州天普大學宗教系博士研究生，主攻宗教哲學及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對話。
慧開法師：天普大學宗教系博士研究生，主攻佛教中觀論，為台灣佛光山寺所屬僧眾。
蔡昌雄居士﹕天普大學中國佛學社負責人，即將完成其在天普大學的政治碩士學位。
張健雄居士：喬治亞工學院土木工程碩士，現任職電腦公司，為賓州理海村佛學社負責人。
（筆者說明：本文採記錄稿方式，交談會開始，慧開法師首先介紹與會人士，緊接著就是丹增諦深法師就「西藏密教慧命傳承之困境」的說明。）
丹增諦深法師：
１青年藏胞因受中共漢化教育影響，使用中文多於藏文，以致對藏文的古典文獻日漸疏離。
２因受中共官方所宣導之馬恩列斯之無神論影響，青年一代對密教有神且多神之教義拒絕遠多於理解，甚至部份極端者以為應將密教佛法落伍的思想在西藏剷除，才有助於西藏政治及經濟之現代化。
３中共政府為了杜絕西藏以民族主義為號召所從事的政治運動，也採取左宗棠治理新疆的一樣手法，大量將內地之漢民族移至西藏墾荒，名義上為協助西藏的經濟開發，實際上是推行其民族兼併同化策略。由於中共有計畫的民族溶合政策，造成土著的藏胞只佔現有西藏人口之六分之一左右，這對西藏文化之保存及留傳甚為不利。
慧開法師：
據前年去大陸參訪佛教聖地時所獲得的了解，不只是西藏的廟宇，而是整個大陸的寺廟，在文革期間均嚴重遭到破壞，出家人也都被迫還俗。現在大陸雖重新開放宗教活動，恢復寺廟，但寺廟所作的已不是教化人心的文化工作，而降為中共營取經濟利益及賺取外匯的手段，廟宇既然只屬觀光事業，則廟宇的經營權當然不歸於僧眾，而是由廟宇中之黨部書記來管理，僧眾在此種扭曲的格局中只是中共所玩弄的一種職業樣板而已。廟門開時，他們著僧服為僧眾，但是當廟門關閉（因廟寺為觀光事業有一定的開放和關閉時間），或僧眾請假外出，或者他們參加非宗教性活動時，他們均著便服，與一般民眾並無差異，因此以往僧眾以突出的身份所產生的社會教化作用已經消失，再加上現今即使有人想出家研習及弘揚佛法，也須先經過中共之統戰部門所作之嚴格政治審查通過才可以。所以事實上在大陸現在仍沒有實質上的宗教自由可言，宗教只是中共表面迎合民眾需要，而實行其政治控制之實的另一種工具而已。
紀昌鑫（光真）：
從上述兩位法師所提供的訊息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一個當代宗教研究的重要課題，那就是宗教與政治的相生相剋問題。在宗教與政治相生時，如印度阿育王、我國唐太宗時期，這些君王一方面因個人對佛法的興趣而倡導佛法；另一方面為了鞏固政權安定人心，所以對僧眾備加禮遇，因而佛教教化得以暢行無阻，表面看來似乎當時政治與宗教間並沒有一絲牴觸，相處甚洽，但事實上佛教在那種情勢下只是因其所宣導的教義，如「觀空」「不執著」「忍辱精進」等等，有意或無意地導致他們淡化或不怎麼在意當時社會上或政治上許多的不合理現象。例如：由於世襲的家族政治造成的不合理的權力分配（如皇室家族無論賢庸愚劣，均可封為親王，享受政治上的特權）；以及伴隨政治特權而造成的不合理經濟利益（無義務卻享有世襲的采邑）和社會的不公（皇室和官宦不肖子弟欺壓良民、婦女等等）。而此種由於佛教本身出世取向的關懷所不自覺地形成對社會不合理現象（特別是因制度之不合理所造成的不公平），因冷漠而導致的姑息，在在都符合家天下政治格局中世襲君主維護其自身既得政治及經濟利益的初衷，所以政治與宗教能和平共處於一時。
然而揆諸史實，當政治利益與宗教理念相牴觸時，少之又少的政治領袖會放棄現實的既得一切而服膺宗教真理的，特別是當不合理的政經制度根本上已威脅到宗教的生存時，此種政治與宗教之強烈對立就更為突顯出來，我想西藏的問題就是此種政治與宗教兩不相容的最好例證。
蔡昌雄居士：
不知在西藏的獨立運動中，達賴喇嘛在政治與宗教兩者優先性上是如何取捨的？
丹增諦深法師：
當初中國共產黨入主西藏時，藏人也曾作過些許武力的抵抗，但是由於寡不敵眾及武器粗劣，所以很快就被解除武裝了，再加上當時西藏僧侶統治階層大都認為共產黨入主西藏是西藏之共業所致，只有忍耐精進以待果報業熟一途，這是為甚麼當初共產黨進入西藏時還得到喇嘛僧侶協助的主要原因。由於當時西藏宗教領袖們已認為宿業難逃，為避免藏民不必要的生命財產損失，所以主動先由僧侶到各村落說服住民放棄無用的抗爭，而讓中共的軍隊開進西藏，其後才是中共之地方行政人員及黨部幹部之進駐西藏，不料忍耐結果，只是造成西藏更大的悲劇而已。不但政治上遭受虐待，而且文化上也岌岌不保，所以才有大量僧眾逃入印度，在國外發動獨立運動，此時期是以政治的獨立為最優先考慮的。
然而後期由於西藏之企求政治獨立，引起中共更大的恐慌，也更加強文化上之箝制，並且利用大量外來移民以同化藏民，致使西藏的文化反因政治獨立運動而更受破壞。所以現在達賴喇嘛已改變策略，改強調西藏文化的保存更優於政治之獨立，這是所以對西方世界人士，達賴喇嘛都著重呼籲西方民主勢力幫助西藏保留文化的主因，因西藏地理文物都很特殊，且仍未受工業化之污染，是可以成為一塊特殊文化保留區。至於因西藏想要獨立而造成漢藏分離的緊張，達賴喇嘛也作過特殊說明：在歷史上漢藏從沒有分別，以後也仍然沒分別，現在西藏地方獨立及似乎有的漢藏之分別，是過渡時期的一個手段而已，並不是永遠的。
張健雄居士：
剛才法師所提到的西藏僧侶因篤信佛法以致解釋共產黨之入主中國為共業所致，因而勸服藏民接受中共之統治，似乎與紀學長所提到的因佛法講業，講忍辱精進，而造成對不合理政治制度之姑息有關。換言之，我們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會受所接受之意識形態或思考習慣所暗示，而造成某些行為的盲點，關於此點不知可否請法師及紀居士再多說明一些？
丹增諦深法師：
我本人出家年月不長，對佛法精研本來就不足，且對西方思考宗教問題的方法不怎麼清楚，像紀居士剛才所作的分析對我而言是很深刻獨到但也有些陌生，不過我很有興趣多知道一些，是否請紀居士再多講一些。
紀昌鑫（光真）：
法師的謙沖為懷，不恥下問，實在讓本人打心底佩服。不過根據咱們中國的規矩，您遠來是客，我們作主人的當以客為尊，所以還是請法師您多談一些。
丹增諦深法師：
我記得前幾天的一次經驗，在法會上美國學者那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求真精神，讓我們這些西藏來的和尚實在大開眼界。我想他們那種態度代表著一種對了解真理之熱切執著，雖然在我們看起來有點不合禮數，讓主持人難堪，但却實事求是非常踏實，不會因要兼顧禮數而放棄對真理之追求，執不知以為知，這裏是美國，講求學術思想自由，術業有專攻，不談主客關係，所以我們不一定要用中國那一套。
紀昌鑫（光真）：
法師既然如此說，我恭敬不如從命，不過我想我可以開個頭，以拋磚引玉，待會兒法師們再作修正。關於文化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以及其不自覺中所帶出之盲點，確實是當代宗教對話課題下很重要的發現，不過這個問題很大，我想就就佛家所談的惡這一方面來稍試說明一下。
我們都知道人間存在著各種惡，如自然的惡：地震，天災；生物的惡：自然界中物種之間的弱肉強食；道德的惡：人類社會中凌弱暴寡、貪婪忌妒等。佛教的根本教義是教導我們從人的內在意識去找尋這些外在人類社會不合理現象（惡）的人性根源（貪，痴，瞋），而冀求從人性的徹底改造中（去三毒）來根本解決造成社會政治上不合理現象的真正原因，所以很明顯地佛學所關懷之惡的問題是偏重於人類社會的惡，而不自覺中就對自然的及生物界的惡的問題較不重視，這可能就是我們至今仍沒看到有從佛學觀點所發展出來的環境學與生物學的部份原因吧。這就是我所謂的因意識的觀點不同所不自覺形成的盲點。
再者，佛教所著重之人性的善化雖不失為人類社會不合理問題釜底抽薪的解決之道，但是我們同時也須知道，即使大智大慧如釋迦牟尼佛都承認他有三不能：
一：不能度無緣眾生：
二：不能去除眾生定業；
三：不能使眾生界滅。
眾生界既不能滅，眾生之定業也難除，則人性之徹底善化及化此人界為清淨佛土、為天堂的理想，就只能作為一種不斷激勵我們奮鬥努力的指標而已，而不能作為我們面對現世一切不合理現象的一種夢囈似的寄託。為甚麼呢？因為不合理（惡）的人事社會固然可以使少數大智大德之人逆增上緣，成就非凡的修行（即傳統中所謂的因歷煉魔考（道考而成就道業），但對大多數之眾生而言，由於非上上根器之人（如果原是大智業者也就不會淪迴到此世間了），所以那些惡（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政治、經濟、社會組織的不合理所形成的惡）反而會阻礙了他們聖化之機會，因為中等之資的人受環境的影響遠多於上智之人，所以合理與有利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情境，會比不合理的上述條件，更有助於一般人性的聖化的。
因此當我們懷著「眾生無盡誓願度」的悲願時，它是應該包含著兩個層面的努力的：一是「此理想目標之最終圓滿實現，即所有人性之全面徹底的善化」（眾生有一人仍在苦海，誓不成佛，就是在這個層面的努力）；二是「創造有利於理想實現於此時此刻的具體情境，即人性在當下得以部份善化的有利情境，如推翻不合理的政治極權制度，去除剝削人們經濟利益的獨佔體制等等，這方面的努力，用西方基督教的術語而言，就是創造一個更合理的，更自由的，更公道的社會，簡言之，就是 上帝國的具體實踐於人間。如果我們在從事宗教活動過程中，同時能兼顧「人性的」──個人生命合理而圓滿的完成──及「社會結構的」──社會集體生命情境的合理化──兩方面，並對兩者間的差異有所覺醒，齊頭並進，就能使我們的宗教理想具體化且能對我們所作的人性努力設下某種保障。
總之，我的觀點是宗教的拯救人類或淨化世間都必須是全面的的而非局部的，它不僅要拯救人陷溺的靈魂而使其淨化於真如實性中（佛教所強調的層面），也要拯救人的肉體於現世的苦難中（基督教所重視的層面），如耶和華神帶領以色列民族掙脫在埃及所受的苦難）。所以「人性的善化」與「社會制度的合理化」是一樣重要的。過去兩千多年來，世界各大宗教都在努力淨化世界，可是不幸的，人類卻一直在承受著共業的苦，我想這共業的來源，恐怕與我們要不然就偏重追求個人的道德成就，而忽視建立合理的社會制度（在東方宗教中此點較顯著）；或者偏重社會的合理而忽視個人的聖化（西方當代社會較顯著），有某種程度的關連。這種因宗教的關懷著重不同所造成的各種宗教的特色，也往往就成為其思考習慣的盲點，就像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道的顯現也同時是它的遮蔽。各宗教皆在道那個「道」，這是它的「成」，但如執於「所道」，而不能認清因「所道」而造成對「常道」之遮蔽，則宗教的「所道」也就成為它自己的偶像，而障礙了吾心對「常道」的直接體證了。
丹增諦深法師：
紀居士所講的「思想習慣盲點」與佛教所說的「文字障」「去法執」有異曲同工之妙，很值得玩味。
我覺得今天我談了西藏現今政治、文化困境，慧開法師補充了些許大陸寺院與法師的際遇情形，而居士又就這些現象背後所隱含的宗教哲學問題加以發揮，三方面頗能相輔相成，好像唱三部合唱的樣子，很過癮。而且在這種多元溝通方式下，我也很有收獲。不像以往我總是一個人在臺上獨白，講那些我已懂的東西，很沒趣味也沒進步。我實在很想再多享受一下這樣的交談，可惜我必需趕到華盛頓去，不能再久留，所以很遺憾和抱歉，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再有因緣與您們會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