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看安樂死
加拿大特派員 王增勇 1994-11-25 10:15
人有沒有選擇死亡的權利？
最近在加拿大安樂死成為討論的重點，四件有關安樂死以及協助自殺的法案被提出，但遭到否決。不過支持安樂死的聲音不斷傳出。二十五年前，加拿大人只有45％支持一個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可以要求醫生幫助他解脫；然而最新的研究調查顯示，現在有高達78％的加拿大人持贊成的態度。有學者預測，死亡的權利（Right to die）的相關議題，如停止治療、協助自殺或安樂死，會成為九０年代的重要公共政策辯論。為什麼安樂死的議題會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呢？歸納有以下因素：
問題引起廣泛關注的因素
１、人口的老化
西方世界近三十年人口結構最顯著的就是人口的老化，當老年人愈多，家庭面對老化死亡的機會就愈多，當面對死亡成為多數人的生活經驗時，自然對死亡的方式以及過程中的兩難有更多情緒的投入。
２、醫療的進步
二次世界大戰後，醫療技術有長足進步，使醫生可以藉由藥物和機器延緩死亡的發生，但是卻也可以延長個人無意義的痛苦，徒增家人的悲傷。超過70％的加拿大人是在醫院過世，而二次大戰前只有40％。
過去二十年來，由於這些醫療科技延長死亡過程而引起的悲劇性難題愈來愈多。在台灣北一女樂隊指揮王曉民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加拿大更是比比皆是：例如凱瑟琳．昆蘭的父母爭取把她的呼吸器拔掉；三十一歲的南茜在六年的植物人狀態後，她的家人上法院希望停止她的進食；一名一歲半的小男孩吸入氣球後變成植物人，他的父親在病房用槍阻止醫護人員的進入，含淚拔去小男孩的呼吸器；一名蒙特利女子在受傷頸部以下半身不遂後，向法院訴願希望拔去她的呼吸器。這些案例都活生生地衝擊加拿大人，也使很多人投射在自己的身上，害怕自己生病後，也會被醫療科技無止境地延長痛苦。
３、醫療權威的沒落
三十五年前，加拿大的醫生往往「為了病人的好處」不告訴病人病情，也在不與病人討論的情況下做決定。一九六０年，80％的醫生不會告訴病人他得到癌症。但三十年後的今天，法律要求醫生必須在進行大手術前要得到病人的同意。病人權益組織也萌芽，醫生也已逐漸接受病人有能力為自己做決定的觀念。愛滋病的蔓延，也使得安樂死的議題更引起注意；愛滋病防治團體更直接要求醫生停止威權式的作風，充份尊重病人的決定。
４、基督教的式微
三十年前，80％的加拿大人信奉基督教，並定期上教堂，但自一九四五年後，信徒就日益減少，至今，只有25％的加拿大人上教堂。傳統的基督教會反對安樂死，因為生命是上帝給予的，人不可以自己決定結束生命。基督教的式微也使安樂死逐漸被接受。
５、個人權益受到重視
目前西方社會尊重個人的權利，尤其是個人的選擇，只要是不傷害他人的權利，都應被充分尊重。隨著婦女運動對墮胎權力的爭取成功之後，加拿大人已逐漸認知人對自己應有充分的掌握權利。
爭論的焦點
由於上述因素，人的死亡權利已成為加拿大九０年代重要的議題之一。人的死亡權利為何引起如此大的爭議？如果78％的加拿大人都支持病人有權要求醫生結束他們的痛苦，為何至今安樂死在加拿大仍無法合法化？
每年有超過十九萬加拿大人死亡，大多數人的死亡過程很快或很平靜。但有超過15％的人，死亡的過程中受盡折磨。有的不斷嘔吐，反胃，甚至無法呼吸。與死亡掙扎的最後過程有時長達數週，甚至數月。有些瀕死的人希望奮鬥到最後，無論多麼不舒服，耗至最後一刻，油乾燈盡，但也有些人希望用他們的方式向世界、向他所愛的人道別。他們希望在生命最後旅程，有機會為自己選擇過世的時機和方式。當賈桂琳．歐納西斯．甘迺迪得知自己藥石罔效之時，毅然出院回家，在寓所平靜過世。今年四月，尼克森總統嚴重中風，但他生前早已預立遺囑，要求在此種情況下放棄現代維生系統的救治。否則，以美國總統和第一夫人之尊被科技維持生命跡象，並非難事。問題是對瀕死者延長其痛苦有何意義？不過是生者不堪而已。
安樂死或協助病人自絕之所以引起爭議，主要環繞在以下問題：
1、人類有沒有權力決定自己死亡的條件，還是這是造物者或大自然的權力？
2、在執行這項個人生死的道德抉擇法律時，政府公權力的角色是什麼？
3、司法體系如何在尊重個人自主權的同時，也保護那些較無自主能力的人，如精神病患、智障、肢障者，不受到安樂死或協助自絕的濫用傷害？
4、如果我們賦予醫生結束病人生命的權力，會不會改變醫病關係，破壞醫生服務病人的使命？或者醫生願不願意接受這樣的權力？
5、如果我們認為安樂死對那些受苦且希望結束的人有好處，我們會不會把安樂死強加在其他受苦，但不能或不曾要求的人身上，因為我們認為是「為了他們好」。
6、可不可能，在建立死亡權利的同時，也形成「死亡義務」，造成那些認為自己是家人負擔的人更大的壓力？
換句話說，安樂死的原意受到大多數人的肯定，相信瀕死的人有權利要求醫生協助解脫，但很多人擔心安樂死會被濫用在弱勢群體身上；由自願的安樂死變成非自願的安樂死。就像德國納綷的安樂死方案，結束了身心殘缺者的性命，因為「那對他們有好處」。或者對於那些貧困者、長期臥病者，或者老人，可能會因為對生命無望而要求安樂死，而社會卻從不深究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想要提早自尋。
未來的可行方向
無論支持或反對安樂死，有一點是多數人都會同意的，那就是死亡已成為現代人生活中重要的生活經驗，我們不能再像以往當做禁忌的話題，我們應該學習更坦然面對死亡，協助人們在死亡過程中更有尊嚴。要達到這個目的，有限度的安樂死或協助自殺應該被允許，不過安樂死必須是自願的，而且要求的人必須有完全的自主能力，最後必須有法律的規範。
安樂死不論合法與否，都有人在進行，暗地中進行就容易有濫用的情形發生，更造成人們不願意去討論，而導致更多錯誤的決定；只有合法化，讓有此念頭的人與專業人士共同討論，在法律規範下，讓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協助。
其次社會教育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大多數人並不知道生命盡頭時，他有什麼選擇？也不知道可以採取什麼步驟避免現代科技枯竭至死的死法？家人不清楚他們所愛的人希望如何？家人也往往感到壓力必須接受急救，否則就顯得不關心、冷漠甚至是急於得到遺產。
社會教育最重要的一點是鼓勵人們預立生存遺囑（Living Wills）就像賈桂琳和尼克森一樣，他們都是預先立下生存遺囑，要求在失去自主能力後，放棄主動醫療行為；也就是，在失去意識、行為能力且沒有復原機會時，放棄維生系統的救治。病人應該在神志仍清醒時，和醫生或家人共同討論，澄清個人期待和選擇。如此，一旦情況發生後，醫生和家人才知道如何決定，而不致有罪惡感。必要時，指定代理人也是可行的，代理人充分了解當事人的心願而加以執行。
其次，瀕死病人應被告知他們的病情，以供他們思考並選擇生活最後階段的安排。鼓勵人們有尊嚴地在家中過世。
在醫療照顧上，應支持協助病人回家安渡餘日。居家照顧服務是最主要可以協助瀕死病人回家的服務。因此居家照顧服務應該被全民健保包含在給付範圍內，以使需要的人不致因經濟能力的限制而無法使用服務。
其次，在社區應該提供喘息性服務，替代照顧瀕死病人的家屬，使他們可以獲得短暫歇息。
葉落歸根─家是每個人最珍惜的地方
死亡向來是中國人的禁忌，在討論加拿大人看安樂死之後，我不禁發覺台灣社會也將會面臨「死亡權利」的議題。在紅心字會工作期間，印象很深刻，有一對老夫妻，妻子中風全身自頸部以下癱瘓，老先生照顧了十年，疲憊不堪；老先生一旦外出，老太太就懷疑他有外遇。嚴重的恐懼被拋棄，造成老太太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老太太常常感到生命無趣，希望早了殘生，但她連拿繩子的力量都沒有。連社工員也感到無奈，但至少在紅心字會的協助下，老夫妻感到生活有人協助，有人關懷，對生命不再絕望。每到春夏交替時，會裏服務的老人就有很多因氣候變化而過世。心中雖然難過，但至少紅心字會提供這些貧苦老人一個尊嚴的晚年，不致一個人過世在養老院中，而是在他們所熟悉的家裏。
加拿大人雖與中國人不同，但對家的依戀卻是一樣的。在老年社會的加拿大，人性化的照顧使加拿大非常重視社區照顧，加拿大也有全世界最好的醫療制度及保險。即使如此，在安樂死的討論中，加拿大的學者仍不斷要求政府推廣居家照顧服務，將其納入全民健保給付項目。可見居家照顧在未來高齡社會的重要性。
紅心字會有幸成為台灣推動居家服務的先鋒，可說是為台灣高齡化社會老人長期照顧奠定很重要的基礎。讀書期間，能為自己過去的工作找到更多的肯定，寫這篇報導，應算是很大的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