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紅心字會　採訪　沈玉燕  1999-03-01 10:35

—為什麼要推廣「罪不及妻孥」之理念

　　社會若能避免用歧視的眼光造成受刑人子女偏激心理，就可望減少一個犯罪者，減少一個破碎家庭，就等於讓社會多一分安定的力量……。

　　秋華原本擁一個幸福和樂的家庭，不料先生因公司經營不善，相繼背負上百萬元債款而宣告倒閉後，又被控詐欺罪而鎯鐺入獄。秋華頓時由一個單純的家庭主婦變成這個家的主力支撐者。面對丈夫留下來的龐大債務和兩個稚弱的孩子，秋華無助極了！她一方面忙著搬家躲債；一方面又要急著賺錢維持生計，面對孩子「爸爸到哪裡去」的追問，她又得費盡心掩蓋事實。原本身體就不太好的秋華，在内外交迫下，得更虛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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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芬是一位受刑人的妻子，丈夫被關之後，頓失所依。不懂法律的她，奔走於法院與看守所間，心中交織的是擔心、害怕與不知所措。家中還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必須一個人負起管教孩子及賺錢養家的責任，有時候獨自照顧不來，甚至要把小孩寄在別人家。淑芬常覺得不堪負荷，而身邊親友的冷嘲熱諷、相繼疏離，更令她備感心酸，求助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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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這樣的處境，發生在全國無數個受刑人或被告的家庭；犯罪的人數愈多，受到無辜牽連的家屬就只能有增無減。周遭的人遇到這樣的個案，少數人會寄予同情甚至伸出援手，更多的芸芸大眾則是擺盪在同情與譴責的兩種情緒間，而另一少部分人，則很難走出「果報」的復仇心理，對這樣的家庭投以歧視的眼光和刻意的刁難。

另類關懷，挑戰社會寬恕能力

　　十年前在台復會的民間社團—紅心字會，跳脫昔日賑災濟貧的社會救助模式，在各類弱勢關懷團體中，勇敢選擇了對受刑人家屬的關懷、照顧工作。現任紅心字會副秘書長的康淑華說起了這段緣起：「本會創會理監事李顯光先生的父親李子弋教授，原來是一位記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他採訪了一位受刑人。當時那位受刑人顯得十分沮喪，記者猜想這位受刑人大概是為了自己即將服刑而感到難過吧，探問之下，卻是因為他擔心外面的妻皃往後日子不知該怎麼過（註）。」在社會大眾仍然對受刑人家屬抱持異樣眼光的時節，這樣的服務理念，無疑挑戰台灣社會的寬恕能力。

　　古代律法中，有「一人犯罪，連誅九族」的嚴刑峻罰，紅心字會卻寧願推崇「罪不及妻孥」的進步人權觀念，認為只有在愛與寬恕下，憤怒和怨恨才能被撫平，他們所做的，就是要阻止仇恨的循環，讓善意與接納超越復仇的心。

　　十年來，在掌聲稀落中，紅心字會經常遭人質疑：「為何你們要從事這項服務？被害人家屬的權益又在哪兒？」紅心字會要說的是，他們從不否認受害者家屬的人權，只是想提醒大家，受刑人家屬的人權也該被正視，而兩者的權利應該是不相衝突的。會作這樣的提醒，是因被害人家屬的處境和人權較易取得社會大眾的認同與尊重；反之受刑人（或被告）家屬卻往往沒有這麼幸運—被告妻子抱著稚子曝光在鏡頭前，被害人家屬痛責被告的雙親：「怎麼會生出這種兒子!」街談巷議某受刑人家屬眼前的落魄潦倒是報應……，他們只能躱在陰暗的角落，承擔外界投射過來的龐大壓力。

沒有掌聲下的專業服務

　　在這項宗旨下，紅心字會針對受刑人家屬的需要，提供了個案輔導，主要服務項目包括：一、心理諮商，在受刑人家徬徨無助時，協助他們面對冗長的司法訴訟過程，並作好心理與生活上的調適，同時透過不定期舉辦各類關懷活動，讓受刑人家屬走出幽暗的角落。二、法律諮詢，提供有關交保、羈押、易科罰金、緩刑、接見等方面的法律知識，讓家屬不致一時之間亂了方寸。三、經濟援助，經社工員評估後，協助家屬運用社會資源以及申請急難救助金或長期經濟補助等。四、老弱安置，受刑人家庭中有老弱一時無人照顧或力有未逮時，協助其申請寄養服務（寄養家庭）或住進育幼院和養老院。五、職訓就業，整合相關資源，提供就業職訓資訊，或轉介至相關單位安排就業等。

　　每年九月，該會還提供奬學金供受刑人（被告）子女申請，條件只須學業成績及格即可，不同一般獎助學金之申請者必須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為的是鼓舞這些孩子不要因父母服刑而影響了自己向學的意願。另外，並定期舉辦家庭關懷活動，例如懇親會、節慶活動及為家屬舉辦親子成長活動等。

　　紅心字會強調，他們的工作人員都是訓練有素的全職社工員，所提供的服務也是免費的，而服務對象包括全國，若因地區偏遠無法派人前往，也可透過電話聯繫，該會會結合當地社福機構提供相關的協助。

家人入獄不是你旳錯

　　康副秘書長表示，目前的個案來源以家屬「主動求助」者居多，主要原因受限監所體系運作問題，紅心字會並沒有管道直接找到受刑人家屬，另一方面也發現，受刑人家屬即使自監所獲得該會的求助資源，往往因擔心事件曝光而裹足不前。

　　康淑華指出，家人驟然入獄，是一個正常家庭中極大的變故，家屬如果因此而有各種憤怒、羞辱、悲傷、不滿、擔憂……的負面情緒反應，是十分正常的，只是要如何走出情緒的低谷，讓自己成為這個家庭中的新支柱（特別是受刑人的丈夫或妻子），恐怕更為迫切。她的建議是：一、家屬應「承認自己也是個受害者」，家人的坐牢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所以不需要自責或有罪惡感；二、「好好照顧自己」，去做一些你有力量、容易完成的事或能讓自己輕鬆、覺得有趣的事，把日子過得好一點，對自己和家人都會有正面的幫助；三、「建立支持系統」，找一些親朋好友，向他們傾吐你的憂傷和壓力，就算他們不一定能幫得上忙，但精神上的支持可以幫你更有力量去面對困境；四、「尋找專業輔導」，有需要的話，透過專業人員的協助、輔導，也可幫助自己早日走出情緒的低潮。

心理輔導，最難！

　　話雖如此，康淑華卻也不得不承認「心理諮詢」其實是個案輔導中最難的一部分。因為無論是法律協助或經濟支援，都可以很快獲得明確的答案；唯有心理諮詢，是一條漫長的路。而這不僅牽涉到社工員的能力，案主的自覺程度、原本的家庭關係、人際關係和社會價值觀等，在在影響輔導的成果。

　　儘管外界的回響不大，康淑華認為能夠透過自己的協助和陪伴，讓案主漸漸脫離晦澀的日子，已足令人欣慰。尤其目睹許多婦女從原本平凡的家庭主婦，在遭逢先生入獄的重大變故後，不得不一肩挑起家庭的重擔，其間經歷的心理周折，以及從危機中換來成長的歷程，更教人低迴。當然，有時因案主牢不可破的家庭模式，致社工員無力協助案主改變現狀，或者在受刑人出獄之後（社工員與案主的關係也告結束），新變數的投入，使得原本的家庭再度面臨危機—可能是更生人適應不良或者再犯罪，都讓人備感挫折！

終止「犯罪世襲」

　　美國法務統計局曾有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在監服刑的受刑人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是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受刑人父母有酗酒或嗑藥的習慣；而驚人的結論是：受刑人的子女比一般青少年的犯罪機率高出五倍，國內雖沒有這方面的統計資料，但在紅心字會的輔導個案中，亦可以發現兩種狀況。第一，受刑人本身就是在一個不健全的家庭中長大，成長過程中缺乏適當的照顧，在社經地位偏低或環境較複雜的情況下，容易走上犯罪之路；第二、受刑人與家人隔離之後，家庭關係即面臨很大的考驗，突如其來的變故，極易對其他家庭成員造成負面影響。

　　為防止這種「犯罪世代化」的結果不幸在我國應驗，紅心字會決定在走過「專業制度之建立與發展」的十年後，將未來一半的重心，移轉到「罪不及妻孥」的觀念倡導和「受刑人家庭教育」的推動上。尤其對「受刑人家庭專業服務制度的建立」，紅心字會期待扮演一個「倡導者」和「催生者」的角色，希望將來讓法務部、社福界或更多民間單位投入，並正視此一制度的必要性，如此才是解決十萬個受刑人家庭問題的最佳途徑。

　　就社會安定的角度而言，社會若能避免用歧視的眼光造成受刑人子女的偏激心理，就可望減少一個犯罪者；少了一個破碎家庭，也就等於讓社會多了一份安定的力量。因此，除了讓犯罪者繩之以法，判以應得的刑罰外，唯有藉由社會的愛、寬容與家庭教育的力量，才是終止這種犯罪循環於無形。（摘自「法律與你」６２期雜誌特別報導）

　　編註：事實上，李顯光（光光）應為創會籌備委員之一，李教授（維生首席）當時是自立晚報總編輯，採訪稿子為記者所寫，「罪不及妻孥」是首席所下的標題。

　　為協助受刑人家屬，紅心字會特別編印「受刑人家屬」手冊備索，內容包括家庭類和資源二本，意者請附二十元回郵信封，寄台北市永吉路三十巷一０二弄九號一樓紅心字會收即可，電話：（０二）八七八七０三０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