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帝教教訊第287.288期  > 【人生守則】

清虛師心.廿字詩心(二十四)——禮–(上)

詩作:涵靜老人 詩解:洪靜雯 插畫:蔡大羽

禮教從來是國魂,厄於秦火漢重興。
莘莘學子空相詆,相鼠興嗟豈未聞。
譯:
 「禮教,從來就是文化國脈的血魂,
 在秦朝的焚書烽火中消弱,又在漢朝獨尊儒術的政策下重新振興。
 眾多學者因為文人相輕,徒然互相詆毀,讀完詩經相鼠篇而興起禮教無存的嗟嘆,難道沒有聽過嗎?」
 

  本詩第一句:「禮教從來是國魂」,清楚地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指標-論「禮」,得站在中國文化或儒學的角度出發,甚且,我們應嚴謹地稱之謂「禮學」。

  「禮學」,不僅與中國文化的發展有極深的淵源,更是孔子學說的始點。孔子之學,由「禮」觀念開始,進至「仁」、「義」二大核心理論,「禮」的重要地位可見一班。

  所謂「禮」,原有廣狹二義。狹義之「禮」,指「儀文」而言,即所謂禮節、禮儀。凡對人謙虛恭敬、客客氣氣,應對得體、進退有節,都叫做「禮」。所以,通俗之「禮」多半解為「規規矩矩的態度」、「嚴嚴整整的紀律」。然而廣義之「禮」,便涵括極廣,意義深淺了。

  《清虛集》的「禮」篇,雖是探究本師世尊如何看待廿字真言的「禮」之觀念,然而我們從詩的首句:「禮教從來是國魂」,便可知,其扣緊廣義的「禮」才是。於此,我們不得不從正式闡明廣義之「禮」的孔子學說談起,方能正確、深入掌握詩意。

  時間得拉回到久遠的周朝歷史。周武王克商後,將魯國分封于周公姬旦,魯國便成了姬姓「宗邦」,諸侯「望國」,故「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當時因周公姬旦輔佐武王,兒子伯離便代父受封,伯禽封魯後「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

  從此,周禮便在魯國深深紮根,時人稱「周禮盡在魯矣」。從根本上說,正是魯國濃厚的禮樂氣氛才造就了儒家孔子之學,並由此對整個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周人建國,禮制始備,此種禮制決定於「生活秩序」,大至政府組織,小至日常行動,均含於一「禮」中。但孔子出生時,周室已衰。周天子徒擁虛名,既不能制諸侯,列國諸侯亦常受制於有實力之貴族;此外,列國彼此相爭,各國貴族亦常作亂。

  於是禮制急遽崩解,由傳統習俗所形成之規範力量日見消失,天下進入一無秩序狀態。自幼習禮、少年通禮的孔子面對此種嚴重時代問題,遂以「重建普遍秩序」為己任。要之,孔子之所以如此深究禮制之根源,蓋與孔子之時代息息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周朝的禮生所留意者多為「儀文瑣節」,而孔子雖熟知儀文,但他的思想興趣卻不在此,而在於追尋儀文制度之基本意義。換句話說,孔子致力於周文之重建,並非純依傳統為說,而在於肯定人之自覺心或價值意識。

  因此,孔子一方面固吸收當時知識份子區分「禮」與「儀」的觀念,脫離禮生傳統,另一方面,他進一步發展有關「禮」之理論,循著「攝禮歸義」、「攝禮歸仁」的思想路徑,建立「仁、義、禮」之學說體系,透顯人對自身之肯定,離開原始信仰之糾纏。

  先就「攝禮歸義」的層面來看。《論語•衛靈公》: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之成之。君子哉。」

  換言之,一切制度儀文、習俗傳統,不是「禮」之真基礎,要求「義」-正當之意識方是「禮」之真基礎。至此,一切歷史、社會、心理、生理方面之事實,本身皆不提供價值標準,自覺之意識才是價值標準之唯一根源。

  爾後,人之自覺的地位,陡然顯出,這是中國文化的思想史上相當重要的轉折,因為此一轉折象徵著中國文化自覺時期之開始,同時,儒學之初基於此亦開始建立。

  再從「攝禮歸仁」進一步細談。孔子對禮學的貢獻,還在於他把仁學注入了禮學之中,闡述了仁與禮的關係。《論語•八佾》: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此即謂「仁」為「禮」之基礎。可見孔子認為禮不只是外在的行為規範,他認為施禮時應具有仁愛之心,「仁」是人的思想根源、感情內涵,「禮」則是「仁」的外在流露、形式體現。失卻了「仁」,只追求「禮」,「禮」會流於形式,禮儀的展現將會趨向虛情假意、裝腔作勢。

  所以林放問禮之本時,孔子才贊揚地說:「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可見得儒家的禮學,「禮之本」才是其要。真正的「禮」,與其形式周全隆重而只做表面功夫,倒不如形式簡易純樸而充滿真誠的感情。透過真正的「禮」之薰陶默化,才能不斷培養、強化「仁」的感情道德,使「仁」得到昇華。

  透過「義→仁→禮」的觀念結合,我們才能深入了解「廣義之禮」的真正本質,也於焉體會儒學闡述了「禮」的生命源頭,賦予「禮」深刻的內涵,使「禮」提昇到人文的深層。

  於是我們回過頭再讀詩的第一句:「禮教從來是國魂」,應該已能了然於心,此句主在充份表達「禮」之於文化思想發展歷程的淵源深長、脈絡相連,猶如國之骨幹、人之魂魄絕不可失。

  因為,在禮學成為儒學的思想精邃之後,「禮」不僅對統治階級治國有巨大的作用,而且對人民個體的生存也有不可忽略的影響。我們從文化經典對於「禮」的論述便可得到相當多的印證:

  《禮記經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

  《禮記仲尼燕居》:「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左傳》:「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禮記禮運》:「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荀子》說得更清晰:「人無禮而不生。」、「禮者,人道之極也。」

  至此,「禮教從來是國魂」的意涵應該已可見一斑。「禮」,是中國文化自覺思想啟蒙的燦爛曙光,更是一個國家民族長治久安的生命奠基。

  「厄於秦火漢重興」,道出了「禮」的思想暨實踐,隨著中國文化的重大挫折與分化,跌入一個黝暗的低潮期。「秦火」,即是秦時的「焚書坑儒」事件。

  此一事件,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對於中國文化發展的各個層面之影響,既深且廣。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在李斯這番政治論爭的背後,演變成一場古代典籍的浩劫。

  《隋書•牛弘傳》曾載書厄有五,秦火焚書即其首。其云:「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焚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由是可知,古代典籍面對人間政治力的破壞時,幾乎是毫無招架之力。

  錢穆認為秦火焚書的最大影響,是在於六國史記及《詩》《書》《禮》等六藝古文的流傳,的確受到重大的破壞。載記古史古事的六國《史記》《詩》《書》《禮》六藝等,皆是士人獲得知識的來源。

  當來源既然被禁焚而亡佚,相與討論,又易犯「以古非今」的言論嫌疑,招致當道之迫害,則士人自絕於《詩》《書》《禮》以全身的作法,亦將成為亂世之中的不得已選擇。於是典籍義理不再討論,「六藝從此缺焉」乃成為信而有徵的古代史,相對地,禮學發展受到嚴重斲傷,秦火焚書實難辭其咎。

  秦火事件,窒息了人的思維,強化了專制主義,使秦朝的官僚系統趨向野蠻化,加速了秦的滅亡。「漢重興」,說明禮學的重挫到了漢朝又重現生機。

  歷史記載,劉邦建立西漢時,由於從他到大臣都出身低賤,未受過貴族禮節教育,更不懂皇宮禮儀,上下亂作一團,劉邦為此甚感憂慮。當時故秦博士、儒家傳人叔孫通建議制定朝儀之禮,確實刷新了以往朝廷上雜咨無章的混亂局面,從而鞏固西漢的皇權,區分君尊臣卑的等級序列。

  中期至漢武帝,開始推崇儒術,重用儒生,使儒學的政治地位急遽提高。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把儒學定為一尊。隨著「天人感應」說的提出,禮學結合了神權、君權、父權、夫權,從此儒家的禮學向著束縛人們思想的封建禮教發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