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虛師心．廿字詩心（二十四）——禮（上）
2008-03-15 01:05
詩作：涵靜老人 詩解：洪靜雯 插畫：蔡大羽
禮
禮教從來是國魂，厄於秦火漢重興。
莘莘學子空相詆，相鼠興嗟豈未聞。
譯：
「禮教，從來就是文化國脈的血魂，
在秦朝的焚書烽火中消弱，又在漢朝獨尊儒術的政策下重新振興。
眾多學者因為文人相輕，徒然互相詆毀，讀完詩經相鼠篇而興起禮教無存的嗟嘆，難道沒有聽過嗎？」
本詩第一句：「禮教從來是國魂」，清楚地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指標－論「禮」，得站在中國文化或儒學的角度出發，甚且，我們應嚴謹地稱之謂「禮學」。
「禮學」，不僅與中國文化的發展有極深的淵源，更是孔子學說的始點。孔子之學，由「禮」觀念開始，進至「仁」、「義」二大核心理論，「禮」的重要地位可見一班。
所謂「禮」，原有廣狹二義。狹義之「禮」，指「儀文」而言，即所謂禮節、禮儀。凡對人謙虛恭敬、客客氣氣，應對得體、進退有節，都叫做「禮」。所以，通俗之「禮」多半解為「規規矩矩的態度」、「嚴嚴整整的紀律」。然而廣義之「禮」，便涵括極廣，意義深淺了。
《清虛集》的「禮」篇，雖是探究本師世尊如何看待廿字真言的「禮」之觀念，然而我們從詩的首句：「禮教從來是國魂」，便可知，其扣緊廣義的「禮」才是。於此，我們不得不從正式闡明廣義之「禮」的孔子學說談起，方能正確、深入掌握詩意。
時間得拉回到久遠的周朝歷史。周武王克商後，將魯國分封于周公姬旦，魯國便成了姬姓「宗邦」，諸侯「望國」，故「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當時因周公姬旦輔佐武王，兒子伯離便代父受封，伯禽封魯後「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
從此，周禮便在魯國深深紮根，時人稱「周禮盡在魯矣」。從根本上說，正是魯國濃厚的禮樂氣氛才造就了儒家孔子之學，並由此對整個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周人建國，禮制始備，此種禮制決定於「生活秩序」，大至政府組織，小至日常行動，均含於一「禮」中。但孔子出生時，周室已衰。周天子徒擁虛名，既不能制諸侯，列國諸侯亦常受制於有實力之貴族；此外，列國彼此相爭，各國貴族亦常作亂。
於是禮制急遽崩解，由傳統習俗所形成之規範力量日見消失，天下進入一無秩序狀態。自幼習禮、少年通禮的孔子面對此種嚴重時代問題，遂以「重建普遍秩序」為己任。要之，孔子之所以如此深究禮制之根源，蓋與孔子之時代息息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周朝的禮生所留意者多為「儀文瑣節」，而孔子雖熟知儀文，但他的思想興趣卻不在此，而在於追尋儀文制度之基本意義。換句話說，孔子致力於周文之重建，並非純依傳統為說，而在於肯定人之自覺心或價值意識。
因此，孔子一方面固吸收當時知識份子區分「禮」與「儀」的觀念，脫離禮生傳統，另一方面，他進一步發展有關「禮」之理論，循著「攝禮歸義」、「攝禮歸仁」的思想路徑，建立「仁、義、禮」之學說體系，透顯人對自身之肯定，離開原始信仰之糾纏。
先就「攝禮歸義」的層面來看。《論語•衛靈公》：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之成之。君子哉。」
換言之，一切制度儀文、習俗傳統，不是「禮」之真基礎，要求「義」－正當之意識方是「禮」之真基礎。至此，一切歷史、社會、心理、生理方面之事實，本身皆不提供價值標準，自覺之意識才是價值標準之唯一根源。
爾後，人之自覺的地位，陡然顯出，這是中國文化的思想史上相當重要的轉折，因為此一轉折象徵著中國文化自覺時期之開始，同時，儒學之初基於此亦開始建立。
再從「攝禮歸仁」進一步細談。孔子對禮學的貢獻，還在於他把仁學注入了禮學之中，闡述了仁與禮的關係。《論語•八佾》：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此即謂「仁」為「禮」之基礎。可見孔子認為禮不只是外在的行為規範，他認為施禮時應具有仁愛之心，「仁」是人的思想根源、感情內涵，「禮」則是「仁」的外在流露、形式體現。失卻了「仁」，只追求「禮」，「禮」會流於形式，禮儀的展現將會趨向虛情假意、裝腔作勢。
所以林放問禮之本時，孔子才贊揚地說：「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可見得儒家的禮學，「禮之本」才是其要。真正的「禮」，與其形式周全隆重而只做表面功夫，倒不如形式簡易純樸而充滿真誠的感情。透過真正的「禮」之薰陶默化，才能不斷培養、強化「仁」的感情道德，使「仁」得到昇華。
透過「義→仁→禮」的觀念結合，我們才能深入了解「廣義之禮」的真正本質，也於焉體會儒學闡述了「禮」的生命源頭，賦予「禮」深刻的內涵，使「禮」提昇到人文的深層。
於是我們回過頭再讀詩的第一句：「禮教從來是國魂」，應該已能了然於心，此句主在充份表達「禮」之於文化思想發展歷程的淵源深長、脈絡相連，猶如國之骨幹、人之魂魄絕不可失。
因為，在禮學成為儒學的思想精邃之後，「禮」不僅對統治階級治國有巨大的作用，而且對人民個體的生存也有不可忽略的影響。我們從文化經典對於「禮」的論述便可得到相當多的印證：
《禮記經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
《禮記仲尼燕居》：「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左傳》：「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禮記禮運》：「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荀子》說得更清晰：「人無禮而不生。」、「禮者，人道之極也。」
至此，「禮教從來是國魂」的意涵應該已可見一斑。「禮」，是中國文化自覺思想啟蒙的燦爛曙光，更是一個國家民族長治久安的生命奠基。
「厄於秦火漢重興」，道出了「禮」的思想暨實踐，隨著中國文化的重大挫折與分化，跌入一個黝暗的低潮期。「秦火」，即是秦時的「焚書坑儒」事件。
此一事件，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對於中國文化發展的各個層面之影響，既深且廣。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在李斯這番政治論爭的背後，演變成一場古代典籍的浩劫。
《隋書•牛弘傳》曾載書厄有五，秦火焚書即其首。其云：「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焚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由是可知，古代典籍面對人間政治力的破壞時，幾乎是毫無招架之力。
錢穆認為秦火焚書的最大影響，是在於六國史記及《詩》《書》《禮》等六藝古文的流傳，的確受到重大的破壞。載記古史古事的六國《史記》《詩》《書》《禮》六藝等，皆是士人獲得知識的來源。
當來源既然被禁焚而亡佚，相與討論，又易犯「以古非今」的言論嫌疑，招致當道之迫害，則士人自絕於《詩》《書》《禮》以全身的作法，亦將成為亂世之中的不得已選擇。於是典籍義理不再討論，「六藝從此缺焉」乃成為信而有徵的古代史，相對地，禮學發展受到嚴重斲傷，秦火焚書實難辭其咎。
秦火事件，窒息了人的思維，強化了專制主義，使秦朝的官僚系統趨向野蠻化，加速了秦的滅亡。「漢重興」，說明禮學的重挫到了漢朝又重現生機。
歷史記載，劉邦建立西漢時，由於從他到大臣都出身低賤，未受過貴族禮節教育，更不懂皇宮禮儀，上下亂作一團，劉邦為此甚感憂慮。當時故秦博士、儒家傳人叔孫通建議制定朝儀之禮，確實刷新了以往朝廷上雜咨無章的混亂局面，從而鞏固西漢的皇權，區分君尊臣卑的等級序列。
中期至漢武帝，開始推崇儒術，重用儒生，使儒學的政治地位急遽提高。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把儒學定為一尊。隨著「天人感應」說的提出，禮學結合了神權、君權、父權、夫權，從此儒家的禮學向著束縛人們思想的封建禮教發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