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重整 精神重建 啟動第三次思想改革
陸光中（參教院主任） 2012-11-15 10:10
文／陸光中（參教院主任）
圖／編輯部
「中國崛起、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當中國統治世界的時候……」，這是21世紀伊始，世界熱門的話題。
中國真的能如此理所當然，或是順理成章的執世界牛耳，做地球老大嗎？未必盡然！至少尚有一段改革開放的路要走，否則談何容易？
透過實踐檢驗真理
中國政權64年，於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關鍵是「真理標準大討論」。
這次思想解放，否定「階級鬥爭為綱」；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不否定這三樣東西，中國就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實現共產黨和中國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沒有工作重心的轉移，就不可能有思想解放。
在此之前，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鄧小平先生說：「這是不對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要放到實踐中來檢驗，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中國大陸在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盛行近30年，鄧小平先生提出的這個命題是振聾發瞶的，產生巨大的影響，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促使中國黨政步入正軌，而邁向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
1978年到1989年，是中國全面擁抱世界的10年，人民思想很開放，文化界很活躍。
但1989年6月却發生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大事~「六四天安門事件」；這場政治風波平息後，帶來兩個後遺症。
第一是改革開放進入谷底。從1978年至今，30多年努力經濟建設，年經濟成長率都在19.7%，只有一年是負成長，出現倒退，那是1991年，也是改革開放陷入低谷的重要指標。
第二是「六四」後，接著東歐劇變（東西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東西方冷戰結束。如此社會對國家陣營的巨變，深刻影響中國的政治局勢。整個社會包括中央高層，對鄧小平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張產生懷疑；他所提出要有雙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還必須要「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
一個中心兩個基點
199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建黨70週年大會，鄧力群先生在研討會上公開陳述：現在我們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在此環境下，中國是一個中心好，還是雙中心好？如果不提「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現在的東歐、蘇聯，就可能是明天的中國。
鄧力群先生的觀點一出，台下沒人敢說話；實際上，這種觀點代表相當一部分高層領導人的看法，鄧小平先生的南巡演講，正是在這樣背景下進行的。
1990年，中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接受鄧小平先生辭去中央軍事委員主席職務。至此，鄧小平先生把所有領導職務都交出去了。
1992年，這位87歲高齡的老人挺身而出，走一路說一路，後來形成著名的南方談話，也叫「南巡講話」。
「南巡講話」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中國改革開放處於低谷，甚至有可能被轉向，有可能夭折的情況下，將改革開放的航船，再次撥回到正確的航道上。
「南巡講話」構成中國大陸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因此他的歷史價值與思想遺產，值得肯定而影響深遠。
主要包括的四個方面如下：
第一、基本路線動搖不得，而且是100年也不得動搖。基本路線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通常稱作「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在鄧小平先生南巡之前，很顯然有人想動搖基本路線，不想繼續推進改革開放。鄧小平先生這一鮮明論點，是針對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共產黨思想道路的倒退苗頭，進行了回擊；回擊了對改革開放的懷疑。
第二、鄧小平先生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這是第一次完整提出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仍然可以搞市場經濟。
該項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如果說在此之前，中國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一理論提出之後，象徵著石頭是摸到了。
市場經濟體制，只是發展經濟的手段和方式而已，和政治制度沒有根本關係，不必然是聯繫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這個思想觀念出來以後，徹底突破中國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相接，對改革開放形成一個強大的理論支撐。
第三、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不改革就要下台。這是剛性的，因為中國走過這麼多彎路，得到太多教訓，剛找到改革開放這條活路，如果不改革，或者倒退，中國是沒有前途的。
左派思潮影響改革
第四、中國要「右」。但主要的危險是「左」，警惕「右」，更要防「左」；因為在南巡之前，「左」的力量，才是改革最大的威脅。
造成改革開放舉步不前的阻礙，主要是「左」的思潮，這個判斷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當時蘇、東劇變的形勢下，鄧小平先生非常清醒的提出了這一觀點，顯示出他敏銳的政治洞察力。
「左」的勢力，在當時改革開放之初，是必然存在，更不可能一時半刻就能消除。然而事隔20年，是否就能完全淡化呢？不盡然，就從今年6月爆發的重慶市黨委書記薄熙來事件，就可一窺端倪！
鄧小平先生「南巡講話」後，1992年中共十四大，將市場經濟寫進了黨章。後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直沒有動搖；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向前推進。
但事實證明成就在此，問題也在此。成就是經濟高速成長，問題是在經濟高速成長的同時，20年來改革整體配套不夠，政治體制改革、社會改革嚴重滯後，經濟改革孤軍深入，現在越來越顯現出負面效應。
「南巡講話」後的經濟快速發展，與政府強大的主導有很大關係。在市場經濟不太健全的時候，適當的政府主導是可以的。
然而，當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起來的情況下，政府仍然過渡主導經濟，過渡參與經濟活動，仍然主導資源配置、主導投資，直接干預經濟，勢必帶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
首先是腐敗問題難以解決，政府自身有強大的部門利益，政府干預越多，腐敗的機會越大，越難以抑制，解決的成本也越大。國有企業改革形成了壟斷利益集團，引發公眾巨大不滿。社會改革明顯淤滯後，群眾事件不斷發生。
從政治體制改革看，應該包括最高端的憲政體制、政黨政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治等的四大部分，這是政治體制改革更高端，更具有決定意義的部分。
現在中國取得的成就很大，危機也在上升，主要體現在經濟、政治、社會三方面。
經濟方面，經濟下行趨勢顯現，成長放緩，物價上升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兩種風險並存，使中國經濟未來膨脹的風險增大。一但滯脹，可能會引發社會和政治問題。
政治方面，中國面臨著十八大換屆，領導集體更新換代，這個過程中，西方一些勢力往往藉機要挾中國，給中國施壓。
社會方面，地方政府過多依賴土地財政，在徵地拆遷方面造成官民衝突，引發大量群眾事件，如果財政體制改革沒有實質進展，群眾事件會繼續增多，光靠強力壓制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
現在中國基層老百姓自治理念在增長，利益訴求和表達意識在上升。這種自治理念與社會控制的矛盾在強化，絕不可能將社會管理與社會控制等同起來，而應當更注重引導，注重疏導。
2011年廣東「烏坎村事件」最後峰迴路轉，關鍵在於承認老百姓的合法訴求。老百姓的民主、維護權益、自治意識越來越強，社會管理必須以「人」為本，注重服務，因勢利導，否則加強社會控制只會激化矛盾。
矛盾激化必須正視
綜上來看，當前三種衝突都呈現激化趨勢，亦即官民衝突、勞資衝突、貧富衝突；地區差距、行業差距、收入差距、城鄉差距。在過去的改革中沒有縮小，反而都被放大。
這些都是由於改革配套不夠，改革再不實質推進，這些風險只會不斷上升，越拖問題越大。
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先生與其弟鄧墾先生在一段話中表示：「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必須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
……小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間問題就會出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當前出現的各種問題和矛盾，不是鄧小平先生推進改革開放造成的問題，恰是因為沒有完整理解，以及執行鄧小平先生改革開放思想造成的。
這種種跡象表明，中國迫切需要繼第二次思想解放後，真正發動第三次解放，真正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化解面臨的問題和風險。
中國現在經濟、社會、文化的問題，很多都與政治體制息息相關。不推進政治改革，不足以解決當前面臨的風險。
為什麼有很多人認為改革已經死亡，對改革失去信心？就是因為一些改革讓弱勢族群吃虧，讓大多數人得不到好處，只讓少數強勢既得利益群體受益。
目前，中國三大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利益不可忽視，一是以少數腐敗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集團；二是以一些國企老總為代表的利益集團；三是地產和資源利益集團，以房地產老闆和山西、內蒙古等地的煤老闆為代表。
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內涵之一，就是向西方資本主義借鑑取經。改革開放之始，正逢美國雷根政府全力推動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及私有化之時，而美國欣見中國打開門戶，亦有將中國資本主義化的想法，也要「和平演變」中國。
中共自十四大到十七大，一直奉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實行由政府主導的宏觀調控經濟，國有為主，私有為輔。
從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到美國政府接管兩房公司，中國意識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已現疲態，而資本主義龍頭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之後，北京以美國金融制度運作為戒，重新審視大陸金融改革的步伐和內容。
北京有識之士，正討論美國金融危機所引起的問題，諸如：「資本主義怎麼了」、「市場經濟是否至上」、「自由競爭是否萬能」等等。
簡單的說，美國的次貸危機，以迄歐債問題，都是人類的「信用破產、人心貪婪、奢華糜爛、道德沉淪」，因此人心之善惡，才是人類生活品質提升或沉淪之指標與源頭。
思想解放三路並進
啟動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時機要從三方面著手：
一、經濟：計劃經濟融合市場經濟，雖然險渡這次老美闖下的金融風暴，卻仍然有其致命的缺陷，即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也唯有實施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才能根本解決，達到「均富」之目的。
二、政治：中共目前是經濟向「右」，政治向「左」，這是兩頭馬車的背道而馳，結果是兩馬分屍，狀況很慘，也只有一方調撥馬頭，並與前進。
而鄧小平先生堅定表示經濟改革，是不可回頭的路，那政治回頭應該是可以商榷的，從2011年9月發生的廣東「烏坎村事件」，2012年7月上海「啟東事件」，其圓滿解決，都是多聽民眾的心聲、多接受底層的意見，施行民主是必然要走的康莊大道。
2011年10月，胡錦濤先生曾指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此即所謂的「新三民主義」。
胡錦濤先生又說：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之新態度，並以「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為新認知，同時也持續鄧小平先生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觀念，俾便達到「執政興國」之目標。
2011年6月25日，溫家寶先生訪問英國時發表演說表示：「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充分實現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國家。在人類的歷史上，在反封建專制鬥爭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權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只是不同社會、不同國家，實現的途徑和形式有所不同。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真正的民主離不開自由，真正的自由離不開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障。」
這一宣示對當下的中國，有極大的意義。
大陸改革開放30餘年，中共透過許多努力，終於取得恢弘成就；中國也在「和平崛起」聲中，儼然成為在全球具有舉足輕重實力的新興大國。
不過，根據人類普遍的經驗，歷史的巨輪從不會停止，每個階段的發展都必然產生更多、更複雜的新興課題，只有用更大的改革開放始足以克服。
今天的中國，改革開放有成，但更多新問題也接踵而至。英國《經濟學人》期刊，以「新起的強權、焦慮不安的國家」這樣的封面故事，來形容中國的現況，可謂相當的貼切。
三、社會：社會的和諧、安定，是國家富強的根本，否則會動搖了國家，也面臨滅亡之危機。如今中國由於經濟的快速成長、社會環境的發展，加上「產流動」的全球化，過去的貪腐其實已更趨嚴重，個人撈錢的小腐敗，已上升為集團性的大腐敗。
由內資企業的「內資腐敗」，發展為外資企業參與商業賄賂的「外資腐敗」，由「單案」擴大為一揪一串的「窩案」。
2006年3月4日，胡錦濤先生出席中共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提出社會主義榮辱觀~「八榮八恥」，要全民充分發揮文化啟迪思想、陶冶情操、傳授知識、鼓舞人心積極作為，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
社會主義榮辱觀~「八榮八恥」之堅持：
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
以服務人民為榮、已背離人民為恥；
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
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
以團結互動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
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
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
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
文革毀壞心靈綠洲
胡錦濤先生也意識到中國自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大陸什麼也沒有了，13億人口也只是13億沙子，已找不到文化水分，心靈綠洲也難尋覓，就算找到了也渴死了！
因此，胡錦濤先生為了要在大陸上空，普降法雨，提出「八榮八恥」，積極倡導所謂的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範，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尤其要引導青少年樹立心靈榮辱觀。
中國大陸最近流行神醫與仙人，而且信仰他們的是社會菁英與企業大老闆；為了這些仙人，大把掏出人民幣捐獻，這是怎麼一回事？
走進中國的書店，臺灣人很難理解《論語》這樣的書，為何會熱賣，而且經常佔據中國暢銷書的排行榜；再打開中國的電視，「百家講壇」這樣的電視節目非常流行，也經常講《論語》或中國的古書。
原因很簡單，1978年之前的中國，什麼都沒有了，文化大革命都革掉了，親情、傳統文化或是思想都沒了。
之後的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一切向錢看，只要能賺錢，什麼都能做、都敢做，因此許多人富了起來，這時的中國人能追求與擁有的，其實只有財富。
但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嗎？連錢也不是，中國又出現富人上了「百富榜」，就代表這個人要出事了，例如：前中國首富就在牢裡。
一個個落馬的富豪，讓中國有錢人發現，原來錢，也不是你的，隨時會一無所有。甚至連中國的高官，聽到「雙規」這兩個字，經常就是打開窗戶，一躍而下，中國隨時能讓一個人什麼都沒了。
說到了這裡，臺灣人或許可以嘗試了解中國為何很流行：「哥吃的不是麵，吃的是寂寞；姊看的不是電視，看的是寂寞」，空虛與失落感，讓仙人出現了，他們既能說道，又能讓你保住未來，這才是中國富豪與成功人士最想要的。
這也難怪「股神」巴菲特先生到中國訪問，他提出想見中國富豪的名單，卻碰一鼻子灰。答案很簡單，中國富豪缺的不是財富或股市作手，更不需要慈善包裝，他們缺的是心靈歸屬。
勤樸和諧社會安定
社會和諧、安定，要從根本處著手；根本在全國民眾的思想、觀念，也就是心靈深處，在此提出：「道德重整，精神重建。」做為第三次思想改革開放之主軸。
「道德重整」，就是回歸「儒家思想」；「精神重建」，亦即過著「勤勞樸實的生活」。
儒家文化，浸入人們血液和生活的每個細節。古往今來，三尺兒童啟蒙教育，讀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正規教育是四書五經，經史子集，從鄉間私學到國家的最高學府大學、國子監，必學的是儒家經典。
「學而優則仕」，使儒生構成了國家的管理精英；儒家學說，成了治理國家的重要依據。
歷來「暴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中共政權要能長治久安，也唯有給13億民眾心靈滋潤，使能身、心、靈和諧安祥，其泉源即中華民族5,000年傳統文化~儒家學說的「仁」與「愛」。
而「宗教信仰自由」更應是開放的要角。
如果要進一步冀望民心向背，唯有施行「民主政治」；從「官主民從」，順應為「官民共治」。政府更要從「撐船」，變成「掌舵」，還要學會擔當與做好「裁判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