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首席師尊致中共鄧小平先生二封信」談「為什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李普專 1994-07-25 10:10
壹、前言
在人類歷史的演進中，思想究竟是歸屬於何種地位及產生何種作用，是極堪令人深思的問題。曾經有人認為：「一切的歷史皆是思想的歷史」，因為，在人類的社會的變遷過程中，任何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或行動，都是貫穿著思想的作用，多少受到思想的指引。
的確，在宇宙演化過程的環節，「思想意識」亦是舉足輕重之一環。人類可以回憶過去，審視現在，瞻望未來；亦可以承續過去的知識與經驗，思考當前的處境與問題，並計劃未來的方向與藍圖。同時，隨著知識經驗的累積，人類也有意識的去開發不可知的奧祕，充實行而後知的範圍，拓展知而後行的領域。因為人類具有思想意識，更因為人類能夠交換知識經驗，才成為萬物之靈；而在人類社會的變遷之中，也才有突顯「思想意識」在宇宙演化過程中的獨特意義，同時，透過價值觀念的共享，以「愛」為出發點，群策群力的為共同的理想而奮鬥。
時至今日，此種共享價值觀的意識型態已明顯地延伸在首席師尊對人類之終極關懷思想：
「我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宗教徒和『有神論』者，但我關懷世界、關懷社會、關懷時代、關懷同胞。我認為當前人類最大的苦難根源，是出自于『恨』而沒有『愛』。所以我服膺天帝教的中心思想就是中華文化的仁愛思想與王道精神為根本，呼籲世人急起從根自救，擴大人類生存合作之思想領域，祛除侵略鬥爭之凶暴心理，邁向『精神重建，道德重整』，並以宗教大同、世界大同、聖凡平等、天人大同為終極目標……。
觀照今天世界人類共同面臨著生活與生存的危機，其解救之道，惟有揚棄暴力與私見，共同打開共生、共存、共進化的大門，邁向和平、繁榮、積極建設的康莊大道。因之，宗教徒與共產黨固是道不同，但是面對人類進化的共同期望卻是一致的，就當務之急而言，那就是中止人類流血戰爭的『破』，積極進行增進人類福祉的『立』。」
由首席師尊之立論核心及其一貫主張可以得知：人類之「思想意識」的正面價值性乃是建立在「徹悟門戶畛域的褊狹，歸向大同，而非自大自私」與「徹悟平等自由的精神道德，歸向互愛互助，而非仇恨鬥爭」。此種前驅思想正是「為何要以三民主義『真正和平』統一中國」的主要原動力。
本文，亦正是藉師尊「致中共鄧小平先生兩封信」來探討為什麼天帝教的第二個時代使命是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終極目標。本文內若干主要資料則摘引自龐建國博士之「兩岸之間—省思、考察與探索」。
貳、意識型態與人類社會發展
近代以來，尤其是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以後，人類社會產生極大的變化；舊有的社會秩序崩潰，生活方式變速加快，人類面對前所未有的知識爆炸和思想解放，但也同時置身於前所未有的思想混淆與信念衝突。這種動盪的狀態，伴隨著人類交通傳播能力的進展，與交往接觸機會的增加，迅速的蔓延到世界各個角落。在這種情勢之下，許多系統性的解釋人類困境，並指陳目標理想的「主義」或「意識型態」，也就應運而生了。
吾人可發現，自從十九世紀以來，即曾經陸續出現種種的意識型態各自從不同之著眼點，分析解釋人類問題與困局之形成原因；標舉人類共同生活所應追求的價值目標；描繪價值實現後的美好遠景；並且提示方法策略來突破現狀以邁向理想。則不妨採取中立性的立場將「意識型態」定義為：「一種鼓勵人類以集體行動追求維護某種社會體制與生活方式的『信念體制』。」則吾人可以認為構成近代人類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之一，即是意識型態導引功能的發揮；而世界上各個國家或地區呈現不同的社會體制，發展策略的差異，以及建設成效的優劣互見等，皆是由於執持不同意識型能所發展的結果。
在一九五０年代與一九六０年代的時期，西方的社會科學界曾掀起一陣主張「意識型態終結」的浪潮，許多社會科學家認為，由於社會科學的快速發展，許多人類的社會問題已經不再需要意識型態的指引，而直接可以由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加以解決。同時，國際之間因意識型態的差異所造成的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對壘狀況，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敵視關係，也似乎不斷的在解凍，意識型態在國際關係上的重要性彷彿逐漸減低。此外，共產世界本身的爭執，如中共、俄共與歐共的分道揚鑣，和蘇聯共黨大會的空洞無物等等，也似乎象徵著以一種意識型態來號召團結與建設的可能性，已經不再存在了。
但是，一九七０年代以來，社會科學家們對於意識型態的課題，已有進一步的反省與改進。學者們發現：「社會科學研究並不能完全取代意識型態的功能，尤其無法取代意識型態對價值的指陳。只要人類社會依照存在危機，或人類的理想與現實呈現差距，意識型態的強力衝勁，就仍將繼續的存在。」社會科學的研究固然能指出意識型態的缺失，否證錯謬的意識型態；但也同樣的能釐清意識型態的意涵，支持正確的意識型態。因此，社會科學與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互相排斥，或者是相輔相成，則端看意識型態本身的結構內涵與性格特質而定。
參、意識型態與國家發展
國際之間雖然由於國力的消長變化，戰略佈署的重新構想，而使得現實利害的考慮常凌駕於意識型態的爭執之上。但是，在各國家之內，不同意識型態的對抗也未曾真正的消退，只是在現實外交的運作與和平共存的假想之下，不再那麼壁壘分明罷了。
至於共產集團的分裂，所代表的只是馬列共產主義的破產而已，並不能因此而否認其他意識型態的存在與發揮功能，更不足以依此而斷言「意識型態的終結」。因為，「某些意識型態的終結」（the end of some ideologies），並不等於「（所有）意識型態的終結」（the end of ideologies）。因為，淘汰舊有的意識型態，並不意味著新的意識型態或修正轉型後的意識型態不會接踵而至。
同時，更重要的是，研究「國家發展」或「現代化」問題的學者們發現，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意識型態是一種很重要的社會接合劑，它一方面可以促成各個社群與民眾對國家目標的認同，加速發展建設的步調；另一方面作為新舊社會秩序的橋樑，減少社會快速變遷之下，造成價值觀念與社會體制的動盪析離。因此，對於必須廓清方向以避免徬徨失序，尋求正道以對抗邪謬意識型態（如馬列主義）的開發中國家而言，意識型態的建構與闡揚，毫無疑問的，是極為重要的一項工作。
今天，吾人一方面處於必須加速建設，另一方面亦要面對共產主義的挑戰和西方文化的衝擊，似乎當前的問題顯然不在於吾人是否需要一套意識型態，或者意識型態是否會走向終結？而是在於吾人如何應該秉持何種意識型態，推展建設與加速的進步？就此而言，三十多年來，從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建設成就，以及台灣海峽兩岸發展的對比，已經非常明白的提供了確切的答案，那就是——三民主義。
不過，也許有人主張：「任何人的思想都不能不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任何意識型態都多少反映了某個特定時空的訊息。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的建構，是形成在八十年前，如今，無論時代環境或人類知識，都有了相當的變化，吾人憑何種條件予以肯定三民主義的時代意義？即使近三十多年來，雖然台灣的建設成就印證了三民主義的優越，吾人又如何肯定認為今後中國的發展仍然必須以三民主義作為指導方針？同時，又如何堅信三民主義應該成為中國統一的共識與依據。
誠然，在此前述文字內容的討論，指出意識型態對社會變遷的功能，分析意識型態對國家發展建設的重要性，但是，這並不代表所有的意識型態都能對國家發展履行正面而有效的作用。吾人不僅在歷史上，看到許多意識型態誤導建設方向，阻滯發展進步的例子，前車可鑑，由於誤引錯謬的意識型態所造成的悲劇歷歷在前，譬如——中國大陸的畸型發展。
因而，此刻我們不能不客觀理智的自我省問：為何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對於此項問題的回答，則必須要從三民主義的理論特性著手。換句話說，由於三民主義的創始者—孫中山先生的人格、智慧、學養和經歷等等因素的影響，三民主義具有一些其他意識型態所缺少或不夠周全的特性，而這些特性正是使三民主義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以作為中國統一必要基礎的原因。
肆、三民主義的特性
一、三民主義的全局性
首先，三民主義的第一項特性乃在於它的「全局性」。
人類歷史原本充滿著各種大小的爭戰，但是將許多的衝突戰亂互相交織，並波及到整個世界的幅員，則是二十世紀的特徵。構成這個動亂畫面的主要線索，大致說來，不外乎是新興的民族國家相互間的競爭，以及它們與大國勢力擴張和大國與大國之間對抗衝突；是民主政治與極權傾向的逐鹿；是自由經濟和共產主義的對壘。從文藝復興以來，上述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就次第的在歐洲歷史上出現，並隨著歐洲文明的擴張，傳散至世界各個角落。直到今天，依然是人類總體發展上最根本的課題。
有如中山先生在「民報發刊詞」中所指出，近代人類社會的變遷，從總體的層面來看，不外乎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大經脈的交錯衍迭，至於「其他施維於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所以，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乃是將人類遭遇的三大問題通盤托出。
很明顯的，當時人類世界的三大問題不僅各有其突顯的時空背景，同時也各有其完全不同的性質內涵，所以要分別從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條理路予以掌握與分析，也必須將它們融進一個整體的理論系統中，以便能將這三大問題做通盤性的解決，而「畢其功於一役」。三民主義的「全局性」就是對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並立而相依」的性質，做最適切的把握。
因此，任何一種導引國家發展的主義或思想，都應該有效的對應這三大問題。如果一種意識型態只抓取其中的片面，而忽略了其他部份，或者以為可以把三問題化約成一條脈絡來處理，都將不免失之偏頗。與同一個時期其他的意識型態相比較，中山先生就曾發現，各國的革命黨大多只注意到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之一或之二，鮮有同時「抱三個主義」，融匯為一整套解決方案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之一，就是馬克斯主義。
在馬克斯的理論體系中，民族問題是不存在的。他認為社會「下層結構」的經濟生產模式決定了歷史動向與人類社會關係。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導致有如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社會般的貧富懸殊與勞資對立，而所有工業後進的國家，都將在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工業化的追求下，步上英國的後塵，走上勞、資階級對立的極端化。所以，全世界最後都會透過各地區無產階級的革命，而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天堂」。
在這樣一種發展過程中，只有「階級」這個概念是有意義的。「民族意識」或「國家觀念」在「階級意識」的籠罩下，都將顯得微不足道。而當無階級的共產社會來到時，國家的組織將自然的萎逝而去。所以，馬克斯高喊：「工人無祖國」。而無產階級的聯合既然是無國界的，民族主義也就沒有什麼意義可言了。
同理，在馬克斯的理論體系中，民權問題也只是民生問題的一個附帶現象而已。因為，依照馬克斯的說法，政治、法律等社會的「上層結構」，只是下層結構「階級利益」的反映，政治組織只不過是經濟力量的延伸罷了。因此，馬克斯不承認政治力量具有超然於經濟勢力的可能性，不相信民權問題與民生問題有性質不同之處。認為只要不廢除私有財產，階級差異仍存在，在人人「平等」之餘，民權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馬克斯主義把人類社會變遷的三大問題，都化約成一種「經濟決定論」的形成，然而，真正的共產社會的實況，經濟不僅沒有決定政治，反而是政治宰制了經濟，而使經濟活力萎縮。施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儘管沒有採行共產制度，卻仍然在選票的趨使下，為下層民眾謀福利。同時，共產集團的國界不僅沒有消滅，反而在領導權、疆界、發展路線等等爭執上，各為「本國」的利益而互不相讓。更可笑的是，中共大搞統戰，居然違背馬克斯的理論，不喊「階級聯合」，而主張「民族大義」？
凡此種種，都令吾人對於三民主義的綜觀全局，和馬克斯主義的偏頗失衡，有了相當明白的認識。
二、三民主義的中和性
中庸之道原是中國主流文化所一貫強調的人生態度，而中山先生的思想比其他意識型態突出之處，就在於理論體系之中庸氣息。
的確，在中山先生的言論著作中，吾人隨處可以感受到一股中正和平的氣息。如他主張恢復中國的固有道德、智識和能力，但也同時鼓勵國人學習歐美之長，以迎頭趕上；他嚮往民主的境界，要求民治的實現，但也同時注意到把「權」、「能」兩種觀念劃分開來，以使人民有效的駕馭政府，而政府可以有效的推動國家建設，使人民與政府的關係由對立而轉向合作；他反對早期資本主義自由放任的經濟體制，但也同樣不接受共產主義沒收私人財產、鬥爭資產階級的偏激作法，而主張防微杜漸和穩健的改革。凡此種種，都是三民主義中和特性的展現。
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的是，三民主義的中和性並不是一種廉價的折衷主義，或是任意拼湊的中體西用說，當中山先生自述其思想淵源「有因襲吾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獨見而創獲者」，並以「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好不好，只看它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作為學說理論取捨的判準之時，它不僅只是在平面上調和中外文化交流衝突的問題，還是突破了所謂傳統、西化與俄化的爭執，追尋更長遠妥適的綜合、超越與前進。這種對於應和時空之最適狀態的反省與追求，才正是中庸精神的最佳把握。
與其他意識型態相比較，三民主義所透顯的，是一種十分溫煦持平的性格，以及兼容並蓄的襟懷。這種特性或許使它不如另外某些意識型態所表現的，那麼犀利明快，激昂奮進，但也因此得以避免許多過激意識型態，對於社會歷史情景一往不返的過當反應（譬如馬克斯主義）。
如果說一個人的思想多少反映了他的人格特質與經歷遭遇的話，馬克斯的思想，正是他一生窮苦潦倒之餘，對於資本主義制度激憤的控訴。他的悲慘遭遇，使得他不惜以暴力和鮮血來作為推翻資產階級的利器；他對資本主義「牟利」動機的憎厭，使得他不惜以廢除私有財產，來達到他「徹底」改造社會的願望，而無視於廣大群眾作為一個平凡的人的基本需求。促使他揮舞起革命理論大刀的，不只是他對無產階級同病相憐的投射作用，還更是他企圖否定既有一切的熾烈仇焰。他褊狹激憤的心態，使他只能成為一個「社會病理學家」，而不足以成為一個「社會生理學家」。
相對的，我們發現，活躍在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裡的，則是一顆仁慈寬容的心靈。革命歷程的曲折，不曾稍改中山先生溫柔敦厚的秉性；顛沛流離的奔波，則更使他孕育出廣闊遼遠的視野與博大平正的胸襟。
吾人相信，任何稍具判斷能力的人，都會感覺出三民主義中和特性和馬克斯主義偏激性格的鮮明對照。
三、三民主義的實際性
三民主義的實際性可以表現在富有經驗內涵，注重手段與目的的配合，以及扣緊中國的發展問題等等面向上。
三民主義的富有經驗內涵，從中山先生生平所受的教育，除了中國文化陶冶之外，就是英美的學術訓練。而在西方學術傳統中，英美經驗主義的注重經驗事實，強調理論建構的科學程序，也具體的反應在他的理論體系中。所以他說：「宇宙間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實，然後才發生言論。」「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才能夠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這個理由，就是因為學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經過了試驗才知道是對與不對。」
與三民主義這種尊重經驗事實，並從事實出發來建構理論的方法態度相反的，是馬克斯主義。馬克斯的辯證唯物論，基本上是結合黑格爾的辯證法與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兩條哲學理路，他用這一套概念架構去解釋歐洲社會的變遷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成了「唯物史觀」。在這一套理論體系中，雖曾引用大量的歐洲史事，並對十九世紀的歐洲，特別是英國的實況，有很細緻的討論，但是，根本上並不是從這些史實歸納出理論法則，而是把這些史實鑲嵌在既定的理論架構中。馬克斯自命他的思想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已經掌握了歷史的「必然」法則，但是，他的「科學性」卻不是建立在經驗事實上，而是建立在對黑格爾辯證理則的「採信」與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期望」上。
此外，我們發現中山先生雖然崇尚科學，在知識論上，接近經驗主義的理路，卻並不因而排斥經驗科學之外的事物。所以，他認許屬於所謂「內在經驗」的儒家道德情操，並對超科學經驗的宗教保持敬意。因為，經驗科學的研究並不能完全涵蓋價值規範的範疇，倫理道德思想有它不完全歸屬於科學領域的源頭活水。也因此，中山先生領受英美學風的薰陶，卻同時是一個現代的儒家；強調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卻不妨礙他作一個基督徒。這與馬克斯的把宗教、道德劃歸社會「上層結構」，被經濟階級所制約，以及因「唯物」而「無神」，並把「假科學」的理論作「泛科學」的引申，實在相去不可道里計。
三民主義不僅因為具有豐富的經驗意涵而比較容易落實，同時，它還十分重視現實與理想的有效接榫。追求理想是所有意識型態共有的特徵，但是如何運用適當的手段來達成目的，卻常有高下之別。一種只強調理想而疏於照顧現實，或只具有目的層次的「實質理性」，而缺乏方法手段上的「程序理性」的意識型態，在實踐上，不是徒勞無功，就是負面作用遠大於正面功效。
中山先生在「社會主義之派別和方法」一篇講稿中，對於馬克斯主義的徒然高陳理想，卻昧於實際人類社會環境，而使手段與目的脫節的缺失，有極中肯的論評：
「今日一般國民道德之程序未能達於極端，盡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居少數；任取所需而未嘗稍盡所能者，隨在皆是。於是盡所能者，其所盡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為過量之需矣。狡猾誠實之不同，其勤惰苦樂亦因之而不同，其與真正之社會主義反相牴觸，說者謂可行於道德智識完美之後，然斯時人民，道德智識既較我人為高，自有實行之力，何必我人之窮思竭慮，籌劃於數千年之前乎。我人既為今日之人民，則對於今日應有負之責任，似未可放棄今日我人應負之責任，而為數千年後之人民負責任也。故我人處今日之社會，即應改良今日社會之組織，以盡我人之本分。」
這種踏實的態度，使三民主義所提示的方法策略，能很有效的從事於改革建設，往理想目標穩健邁進。
如果吾人把意識型態分成以「思辨」為主和以「體認」為主的兩種類型的話，中山先生的思想無疑的比較近於體認為主的類型。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或許不如以思辨為主的黑格爾、馬克斯等人的思想體系在內容上表現得複雜深奧，在形式上嚴密通貫，但是，透過對於現實生命和實在生活的親切體認，卻能更貼近人類社會的實際需求，更周全的把握人性的普同面，更有效的接合現實與理想，也比較不致於陷入以「觀念遊戲」強加於現世人生的陷阱。
三民主義的實際性除了表現在經驗意涵和目的有效配合之外，更明顯的表現在扣緊中國發展問題的面向上。對於這一點，我們也同樣的可以透過它與馬克斯主義的比較，而得到很清楚的認識。
從發展問題的比較研究而言，馬克斯主義根本上是一種探討已開發國家進一步發展問題的理論。換句話說，馬克斯所關心的，是資本主義成熟並且工業已發達的國家進一步的演變，而不是工業落後的社會如何發展的問題。由於他相信發展的軌跡是唯一的，所以，他整個理論的主要依據，是當時工業最先進的英國狀況。因為，在他看來，所有後進國家的發展，都將尾隨英國的前車，成為「英國經驗」的一再翻版。既然低度發展的地區，只不過是先後走上同條路而已，那麼，解決了最先進的案例，其他地區的問題，也就自然解決了。
所以，馬克斯的理論根本上就不應該被運用在開發中國家的，他也從未料到共產革命會爆發在中國大陸這種低度發展的地區。雖然列寧和毛澤東曾歪曲馬克斯的理論，以解釋蘇聯政權與中共政權的竄起，但是，把一種錯誤的意識型態更錯誤的引用在不相干的時空，其後果的荒謬，是人人有目共睹的。
而三民主義卻完全不同。三民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從低度發展階段開始著手的理論體系，它除了對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建設有普遍性的參考價值之外，更扣緊了中國本身發展建設上的一些重要課題。諸如民族信心的提振、國家認同的凝聚、民族文化的傳承賡績、憲政體制的紮根、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土地改革與農業發展的配合、工業落後與資金短絀的突破等等。而所有這些中國發展建設上的重要課題，沒有一項是馬克斯主義所曾留意的。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何者適用於中國？僅此一端就已經清楚明白了。
四、三民主義的開放性
中山先生思想近於經驗主義一路。通常接受經驗主義的認知途徑，擁有適度科學心態的人，都比較能抱持一種「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態度，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精神，他們在思想上大多能保持開放的態度，較少獨斷的傾向。而三民主義正是在這個情況下的智慧結晶。
比如說，中山先生固然對於科學發展和人類未來的知識成就就深具信心，但他也明白的指出：「然而科學雖明，惟人類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後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較於知而後行者為尤多也。」自然，他也不認為他創建的三民主義的整個內容，都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因而諄諄的告誡我們要能「本此基礎，觸類引申，匡補闕遺，更正條理」。這種開放踏實的態度，使得三民主義具有極為淵博的涵攝能力與十分強韌的成長活力，能有效的結合現代學術的研究，並隨著時空環境的變換做適度的充實調整。
與三民主義這種可大可久的特性相對的，是馬克斯理論的封閉性格。在德國體系哲學的影響下，馬克斯的理論是一套首尾相接，論證嚴密的體系。但是，正因為它是環環相扣，層層相累的建構在一些經驗意涵相當貧乏的概念與命題之上，使得它的修正陷入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困境。同時，它又自命為科學，是不易的真理，以致於一旦與現實變化扞格，與人類需要相違時，不但不能藉此反省修正，反而驅使它的徒眾走上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以「理」殺人，以暴逞能的路子。
我們認為，理想的意識型態必須具有能夠順應時勢而不分崩離析的能力。一種封閉性的意識型態，或被支持者奉為千古真理的意識型態，對國家的發展是弊多於利的。只有執持著一種開放活潑的意識型態，才能使國家的發展建設充滿生機。
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們發現，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具有指導功能的意識型態，可以分成「成長的」與「遲滯的」兩種類型。前者經由精英份子的傳散運用，可以成功的帶動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等的轉型；後者則無法帶動足以促進持續成長的社會變遷。在比較能夠持續成長的國家裡，它們所執持的意識型態比較能夠變通，同時也較能把傳統的文化質素，納入這套理論系統裡。至於那些遲滯不進的地區，它們所持有的意識型態，就比較僵硬封閉，這種意識型態使他們審視當前的問題和瞻望未來發展的能力萎縮，因而促發轉型與進步的機會也就減低了。
以三民主義的開放性與對照共產主義的封閉性，何者更適合導引中國的發展，由此，更加鮮明清楚。
伍、結論
以上分別從三民主義的全局性、中和性、實際性、與開放性等等角度勾勒出三民主義的時代意義，同時，也對照出共產主義的偏邪錯謬。
舉目有河山之異，是這兩代中國人共有的悲哀，任何稍有良知理性的炎黃子孫都希望中國的統一能早日實現，但是，中國統一的基本共識和先決條件是什麼？
從師尊致鄧小平先生的兩封信，再分別從師尊平時剴切諄諄地教誨我們愛鄉土、愛民族以及關懷世界、關懷人類的訓誨中，我們不難發現師尊不斷指出：五十多年來，在不同意識型態的導引下，透過不同的社會體制安排，經由不同的發展途徑，台灣與大陸兩地建設成果懸殊與生活方式的迥異，呈現明白的事實。那麼，中國如果要統一，應該統一於何種國家建設的指導方針之下，冷靜的思考這些問題，再回顧前述的問題，我們願更懇切堅定的呼籲：必須以三民主義和平統一中國！
附誌：莊光濁同奮所撰「師尊致中共鄧小平先生兩封信讀後感」因稿擠移下期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