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再出發
周慶芬 1996-05-25 12:30
「家」每個人得到養育、照顧、愛與關懷的地方;但同時對很多人來說也是受到傷害、怨懟的源頭。有些關心社會問題的人士認為現代的社會已是一種「破碎」與「分離」的社會(brokenness & alienation),貧窮所帶來的破碎,家庭暴力所帶來的悲劇,犯罪所帶來的惡果,以及因家人分離所帶來的痛苦……等。儘管有越來越多的專家、社會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宗教人士意識到家庭的重要,並試圖引起大眾對家庭的關懷,但隨著社會的轉型,道德觀念的轉變,家庭問題也變得越來越複雜,而受刑人家庭的問題就是其中有其獨特需要的家庭。
紅心字會服務受刑人家屬已有七個年頭,處理過不少瀕臨破碎的家庭,雖然看到還有很多很多的家庭需要我們伸出援手,但至今仍只有紅心字會默默地為這些被社會所遺忘的一群而努力,在工作當中我們深深體會到這些家的迫切需要,尤其要獨力承擔家庭責任的受刑人妻子。
受刑人妻子的困境
兩種心理危機
受刑事件往往會帶來兩種危機:挫折及解體(demoralization & dismemberment)。當丈夫失去自由後,在外面的妻子則要負起奔走法律流程的責任,因為只有她才能「挽救丈夫」,免於丈夫服刑。另一方面,妻子也要負擔穩定家庭的責任,而得四處找資源。當一切都不太順利時,也只好默默承受,因而產生強烈的挫折感。另一個心理危機則是分離的失落,最重要的人物突然消失了,並且是為一個不名譽的理由,以致這些妻子無法與人分享這種分離的痛苦,因著恐懼和羞恥感,她們與社會變得越來越疏遠,甚至達到孤立的地步。
新角色的矛盾
當丈夫不在的時候,妻子要擔任更多的角色,她們要獨立維持家庭的基本功能,調整生活方式。然而仍有些妻子以丈夫做為一家之主,雖然丈夫不在家中,但大小事情仍希望由丈夫決定,於是透過接見及寫信等管道,儘量與仗估溝通家裡的事情。但往往因分隔兩地,無法了解彼此狀況,而造成誤解,每一次溝通反而造成更多的挫折感,有不少人在接見前都期待好好把握短短的幾十分鐘互訴生活概況,但亦有不少人花了所有的時間來彼此抱怨。
罪咎感
對於丈夫的入獄,有些妻子也許想到自己責任:「是否自己沒有把丈夫管好而造成這樣的後果?」「為何當初我不勸他?」「是否自己沒有做好妻子的本份,沒有把家弄好,以致丈夫誤入歧途?」另一方面,若有小孩的話,還得顧慮到小孩的感受,他們會否埋怨大人沒有做好本份而導致如此下場,甚至對家人產生怨恨的情緒。如何幫助小孩處理這些不安的情緒及羞恥感是不少母親的困擾。
生活的壓力
除了心理層面外,受刑人妻子要面對的是每天現實生活的需要,包括經濟、孩子的照顧及工作等。若是從未就業的婦女,則挑戰性更大。突然間,她被迫成為家中的經濟來源及照顧者(bread winner & care giver),當兩者無法兼顧時,往往就產生強烈的無奈感。
雖然這些家庭有那麼多的需要,但往往他們是被社會忽略的一群,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家庭有強烈的自卑感,不想面對大眾的異樣眼光,所以也從不向公眾爭取該得的權益;另一方面則是大眾仍為接納他們是需要幫助的一群,甚至一些極端的人士認為他們所面對的困境該由他們自己承擔,而不應成為社會的負擔。
家庭與預防犯罪的關係
其實近年來,國內外已有不少研究犯罪矯治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意識到家庭臍帶(family tie)對受刑人的心理調適及出獄後融入社會均有極大的幫助,這無疑是有助於預防再犯。
法務部監所司專員曾就受刑人違規行為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其中家庭因素部分是以Hirschi 社會控制理論中家庭附著因素部分的家庭關懷因素、家庭疏離因素及家庭督導因素等副因素加以探討。研究的結果發現家庭因素對於受刑人在監行為有顯著的關聯。家人的批評、指責會造成受刑人心理壓力,而相反的,關懷、包容、支持對於受刑人之在監行為有正面的影響。由此可見改進受刑人與其家屬的關係,增加受刑人與家庭溝通的機會,不但可使受刑人能安心服刑,減少違規機會,也可讓其家屬學習接納受刑人,減低家屬憤怒及焦慮的情緒。
釋放後一年是危險期
另一方面,穩定及良好的家庭關係對於預防再犯率,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學者與實務人員皆一致認為出監人再犯之危機期為剛釋放一年內,這段期間出監人需要面對各樣的生活壓力,尋找工作、家庭關係、生活作息之調整等,這些壓力往往是難以克服的,甚至容易導致出監人再犯。
幫助受刑人渡過危險期
歐林(Ohlin,1951)在其「假釋出獄之再犯預測」中,指出良好的家庭狀況及家屬之關心者之再犯率較低。因此,能在受刑人行將出監時,即給予處理,並配合家庭作好心理準備,讓受刑人出獄後馬上得到家人的接納及支持,幫助受刑人克服各種的壓力,渡過危險期,將可達到預防再犯之目的。
需要社會尊重關心
受刑人的家庭同樣需要社會的尊重和關心,當再犯率減低時,受惠的不只是這些家庭,而是社會大眾,要帶給社會一份安定的力量,關懷、幫助這些家庭已是一種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