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先父 為台灣新聞自由的奉獻
李維公 1999-05-01 11:10
先父為自立晚報樹立起「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報格，在報業史上實屬創舉。他為台灣民營報業，建立起穩固成長的基礎，並在反對「新聞九項禁例」及版法之修訂抗爭中扮演主要角色。在他主持自立晚報十四年中，兩次受到政府的停刊處分，當時他曾發出豪語，由於他已為報業揹負起十字架，沒有任何報紙將再受到停刊的處分。一九六五年，他在名義上是「功成身退」，實際上，那是「被迫」退休，並且不得在新聞界立足。雖然如此，他還是無怨無悔，反共愛國依舊。
家兄子弋來信，談到台灣的出版法行將廢除（編按：出版法已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二日由立法院通過廢止），知道我在民國四十年代，曾參與父親玉階先生和民營報業聯手反對政府頒布的「九項新聞禁例」，以及出版法的修訂，希望我把當年所作抗爭經過，寫點東西，來追念父親為爭取台灣新聞自由，所作的努力與貢獻。
這段歷史已經有四十多年，我的記憶力很差，所幸陳國祥先生在民國七十六年，主編的「自立晚報四十年」，以及台北市民營報業各負責人，於民國五十九年五月九日，為祝賀父親七旬壽辰所作話舊文集，都有客觀公允的記載，頗能幫助本文的撰寫。
接辦自立晚報
樹立獨立報格
首先要簡略交代先父接辦自立晚報的背景，以及遭遇政府兩次命令停刊的經過，並說明先父如何為自立晚報樹立起「獨立報格」的傳統。其次是敘述先父促使台灣民營報業誼會之組成、策劃、推動與交涉政府公告，以及爭取銀行貸款，奠定民營報業穩固成長的基礎。進而談到先父在反對「新聞禁例」，以及出版法修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也是先父對爭取新聞自由所作最重要的努力。
「草山衰翁」惹禍
勉強接手自晚
自立晚報於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因副刊「萬家燈火」刊出一小段香港剪報的文字，提到「草山衰翁」影射當時寓居陽明山（即草山）的先總統蔣公，有不敬之意，而被處分停刊。原發行人鄭邦琨先生，社長婁子匡先生，鑒於復刊阻力很大，乃托當時在自立擔任採訪工作的家兄子弋和我，與父親連絡，知道父親與黨政要員關係良好，請托奔走復刊，經洽談結果，認為只有由父親接辦，始准復刊。
民國四十年九月二十一日，父親在婁子匡先生再三慫恿下，勉強承擔起復刊的責任，向朋友籌借了五千元的開辦費，就此接手。復刊之始，物質條件貧困簡陋至極，每日都在「過關」邊緣，有時連隔天印報用的白報紙都沒有著落。由於財力有限，我們全家均投入報社，先母過純華女士擔任財務及稽核，我們四兄弟子弋、我、子達（李行）及子繼，以及家嫂廖素雯，擔任編輯採訪工作，形成新聞同業所稱的「李家班」。
記得我自己除了擔任採訪以外，每天發完了稿件，立即督促併版、印刷以及發行推銷的工作，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與雙親早出晚歸，為報社打拼，終於能為報社立下基礎。
「洩密、詆毀元首」
一連兩次停刊
正當漸有開展之際，卻於民國四十一與四十二年內，接連遭受兩次停刊處分之打擊。四十一年十月十四日，自立晚第一版刊出「前財政部長孔祥熙，短期內攜眷返國」的新聞，引起國民黨改造委員的憤慨，並且指自立晚報也曾報導政府將廢除「中蘇條約」，要求追究新聞來源，並以「洩露外交機密」，要求應予自立晚報停刊一個月的處分。當時省主席吳國楨拒絕執行黨的命令，經與中央四組折衝結果，以自立晚報宣布「奉准休刊七天」了案，完全是「修理爐灶」的模式。
半年以後，又因報導國慶日活動的一段花絮，形容一個觀看閱兵活動的女子，因被擠得頭暈，跑到荷花池畔休息，托頤騎踞而坐，雙腿稍張，被一窺祕遊客注意，指出從女子胯下可以看到閱兵台上人叢中，有總統夾雜其中等語，中央四組認為「用辭不當，詆譭元首」，提請施以停刊三個月的嚴重處分。
先父原已對執筆記者予以處分，總編輯也引咎辭職，希望當局罰人而不罰報紙，但四組主任沈昌煥堅持原議，請省政府執行，先父與當時省主席俞鴻鈞為好友，為了不使他為難，表示只有接受，但要求省政府必須以正式明文命令行事，以便對讀者有所交代。
●重新復刊，經「李家班」艱苦奮鬥了一年，全體同仁合影留念。（自立晚報四十年九月間）
●師尊在陽明山第二次國是會談中，正式提出新聞自律之議，主張新聞自由非漫無限制的自由。
揹報業十字架
豪語一針見血
停刊對報紙生計影響至大，何況是一連兩次停刊所能帶來的沈重打擊。在此以前，台灣沒有任何其他的報紙，受到過停刊的處分，自立晚報何以多災多難？這無疑是與自立晚報之不畏權勢，不怕說實話的獨立言論，有極大的關聯。可是，先父在第二次受到三個月停刊處分以後，曾對民營報同業發出豪語：「從今以後，我揹十字架，民營報不會再有任何一家停刊！」他的豪語真是一針見血，自立晚報為新聞自由付出了代價，果然沒有任何報紙再受到停刊的處分。雖台灣新聞自由還經過相當歲月才真正完全開放，但政府對報業之戒慎恐懼，不無受到自立晚報停刊所帶來的政治影響。
台灣在言論禁制時期，有「自由中國」、「自立晚報」和「自由人」三家報刊，表現出「敢言」的勇氣，在當時被稱之為「三自」。可是「自由中國」有胡適做後台，「自由人」進口自香港，有民社黨領袖張君勱、李璜、蔣勻田來撐腰，只有「自立晚報」既無背景，又無財力，全憑愛國家愛自由的正直作風，和一股盲目的幹勁與衝勁。胡適博士在民國四十年代返台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曾經提到自由中國兩位新聞自由鬥士李萬居、李玉階。（胡適文存中有記載）
自立晚報是窮困的報紙，待遇菲薄，而且不能固定領到薪水，常常積欠，可是很多年輕的朋友願意參加採訪，幹勁十足，因為自立晚報是一家獨特的報紙。
重視言論短評
多方延聘主筆
先父注重言論，多方延聘主筆，各就所長，撰寫社論。當時的社論陣容，包括總主筆鍾鼎文，主筆李廉（靈圴）、王覺源、王健民、張煦本、陳式銳、袁睽九、傅正（中梅）等。其中，陳式銳時任法商學院經濟系教授，所有經濟性社論，都出自於他。傅中梅是先父向「自由中國」發行人雷儆寰（震）先生請求推廌的人選，年紀很輕，筆鋒尖銳。家兄子弋當時為副總編輯，常看傅中梅的稿件，他的印象是：「傅中梅尖銳，但不夠爐火純青，每每直來直往，不太適合自立晚報善意批評的風格，缺乏批評復存建議的用心。」
自立晚報另有一位不經常寫稿的主筆，家兄子弋在來信中指出：「那是自立晚報的第一位總主筆胡一貫先生，胡氏是蔣經國先生的主要文化幕僚，歷任總政治部二組組長、救國團二組組長等職。胡氏經常出席主筆會議，在討論問題時，總會提出許多精闢的見解，極具啟發性。」家兄子弋必定列席主筆會議，他說，胡一貫先生所說過的最重要一句話是：「新聞記者要對歷史負責任，不可以在歷史關鍵時刻低頭！」他說：胡氏對於先父極具影響。
自立晚報除社論以外，每天並有一篇短評「微言」。傅正（中梅）多半是寫「微言」，其他主筆也輪流貢獻。先父對主筆會議必親自主持，聽取主筆議論並表達自己的想法，深感書生報國之重要，對時政得失，人物藏否，是不可旁貸的責任。先父每天再忙，對每一篇社論必仔細閱讀，並簽字負責，極有擔當。
執筆撰寫專欄
篇篇正氣凜然
先父並自民國四十二年五月二十日開始，自己執筆撰寫專欄，稱之為「天聲人語」，一年之內，他的專欄幾乎每天出現，寫得非常吃力，但是他的專欄真是坦率真誠，內幕重重，無所忌憚，寫來筆力萬鈞，正氣凜然。民國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以後，他停筆將近一年多，於民國四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再行復筆，一直寫到四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為止，他的專欄形成了自立晚報獨特的風格。
聲明無黨無派
標示獨立經營
一年以後，正是反對政府修訂出版法聲浪正高之時，政府不顧一切，依然通過完成立法程序，為表示他慨然情緒，先父於民國四十七年五月二日，在自立晚報頭版刊登了「李玉階聲明無黨無派啟事」，標題套紅，極為顯明，宣布脫離從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參加的國民黨，自此「決本無黨無派立場，在反共復國新聞崗位上，民主法治面前，繼續努力，為爭取憲法賦予人民基本自由而奮鬥。一息尚存，此志不渝，竭盡言責。」
●為爭取新聞自由，師尊宣佈脫黨，並於翌日起，在自立晚報報頭下方標示「無黨無派獨立經營」。
啟事見報次日，國民黨省黨部主委郭澄，及第四組主任馬星野兩先生，到先父當時在建國北路的家裡懇談，請重新考慮，重新恢復黨籍，並認可以以中常會通過，恢復先父黨籍，但為先父所拒。
自立晚報於五月三日開始，在報頭下方，出現「無黨無派，獨立經營」八個字，以明示自立晚報的精神與立場。這個標示存留迄今未變，成為自立晚報的招牌，也是自立晚報遵奉力行的信條。吳三連先生在賀先父七十上壽專文中稱，這種「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標示，在自由中國報業史上，實屬空前創舉，他說：「玉階先生特立獨行，由此可見矣！」
民國四十八年夏，自立晚報基礎漸穩，為求進一步開展，決定增資，與吳三連先生及許金德先生合作。董事會推舉先父與吳許兩氏為常務董事，常董又共推先父為董事長，吳三連為發行人，聘請葉明勳為社長，李子弋為總編輯，王錦昌為總經理，三方面合作，業務推展順利，直至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父以經營報社十四年之久，自感心勞力絀，乃向董監事會提出辭退。
看似功成身退
實是被迫下台
實際上，先父之「告退」，並非出於「自願」，因為家兄子弋也在同時辭卸總編輯的職位，一併退出自立晚報。不僅如此，國民黨要先父與家兄子弋，從此不得在台灣新聞界立足，這是新聞史上極為悲哀的一章─一直到現在，沒有人提過與寫過這段看似「功成身退」，卻是「被迫」處分的經過。國民黨明白地告訴先父，要他「休息休息」，而且提出警告，如果拒絕退出，則家兄子弋「必定被捕」，先父是在這種脅迫情況之下告退自立晚報的。
迫使先父退出有多方面的緣由，是與自立晚報刊登劉鄂公著「說南宋」有關（指係影射「偏安之局」，並宣揚「失敗主義」），也是與發表秦孝儀所著「蔣氏慈孝錄」，以紀念王太夫人百年有關；並與柏楊的「倚夢閒話」有關；又說與家兄子弋「不買國民黨的帳」也有關係。可是，真正的關鍵，仍在於先父主持下自立晚報整體的言論「過激」，有如「芒刺在背，不去不快」之慨。先父主持十四年間，自立晚報兩次被迫停刊，最後被迫「告退」作為總結。
●民國四十二年，自立晚報奉令停刊三個月，這與它當時不畏權勢的獨立言論，有極大關聯。
●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十二日，自立晚報以這個橫幅大標題為開端，展開反對修改出版法的奮鬥。
我在這裡只道出了這段經過的輪廓，保留了其中的細節，目的並不在「討回公道」，而是要對歷史事實有所交代正確。先父是在一九六五年（民國五十四年）退出自立晚報，但是直到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返台省親時，他老人家才對我說出退出報社的原委，我當時把這段經過，記在一本小紅冊子裡，現在翻閱起來，真是不勝辛酸之感。
反共愛國情懷
始終沒有改變
先父與家兄子弋，對退出自立晚報，並無怨尤，他們反共愛國的情懷與立場，始終不變。退出了自立晚報，反而使先父回到了「道」上，他終於在台創立了「天帝教」，全台各地都有他的信徒和道場，是一個極有影響力的宗教。家兄子弋到淡江大學鑽研苦讀十年，對文史哲學豁然貫通，執教直至退休，承繼先父，掌持天帝教教務。
父親最大的遺產，不但為自立晚報樹立起「獨立報格」，也為台灣新聞界爭取到珍貴的新聞自由。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瞿海源教授，在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十日，為自立晚報四十周年報慶獻文中說，他個人在宗教上的研究，「常接觸到李玉階先生，對李玉老辦自立晚報的精神十分敬佩。」他說，自立晚報至今仍強調的「無黨無派、獨立經營」，即是李玉老所建立的原則。他接著說：「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玉老時代的自立晚報，在當年出版法制訂時常有坦率之言，據理力爭。今天來看李玉老人當年所撰寫的時論性文章，在那種環境之下，能有如此勇氣，對當道從事客觀而嚴厲的批評，可謂是台灣報業的楷模。」
聯合民營報業
爭取政府公告
民國四十年代初期，台灣報業，由公營及黨營報紙執其牛耳，引領新聞配紙優先，申請貸款便捷，而且壟斷各級政府公告，極盡繁榮。而民營報紙，則多創業維艱，基礎薄弱，借貸無門，在百業蕭條之下，廣告無源，紙張高漲，無不處於一息僅存的狀態。
有鑒於此，先父認為，民營報業欲求生存，惟有結合一體，向政府爭取應得之扶持，爭取應得的權利，才能突破困境，力求發展，而且認為這是刻不容緩之舉。乃於接辦自立晚報後，即行參與民營報業之合作研商，從中奔走，促使十家報紙在權益分配意見和步調上的漸趨一致。民國四十一年元月十一日，台北市民營報業聯誼會正式宣告成立，先父以常務幹事名義，扮演聯誼會服務的中樞角色。
聯誼會的首要任務，乃是爭取政府公告，但是，當時政府機關公告，只登中央、新生兩報，民營報向來沒份。聯誼會提出，政府公告應由九家民營報合刊登，（後來徵信新聞加入成為十家）各機關公告，應交給聯誼會統籌安排，會員報不再各別向機關接洽廣告。同時提出，公營中央、新生登一份廣告，收一份錢，民營報則將同一廣告，發交所有會員報刊登，也只收一份錢。政府及公營報紙，對此辦法，沒有理由拒絕，也就接受施行。聯誼會刊登公告的收入，以各報發行量及商業廣告量為基準，訂出各報分配比率，乃能合理處理所爭取到的政府公告收入。聯合報系王惕老在祝賀父親七十壽文集中，以「奮鬥的夥伴」為題，追述父親的貢獻，他說：「對於政府公告費之爭取，從策劃到辦法，到實際交涉，玉老身先同業，不辭勞苦，功績至偉。」
民營各報有此公告費的收入，財務情況鬆動得多，但欲謀更新設備以求發展，依然困難重重。先父乃設計提出各民營報相互保證，並以經營計畫及部分擔保品，擴大債信基礎，聯合向銀行申請貸款。他不僅是這項辦法的主要推動人，也是負責向省府及銀行的交涉人，各報所爭取到的銀行貸款，對設備之改善，有極大的幫助。
●內政部於四十七年四月大幅修訂出版法，引起民營報業激烈反對。本師世尊親擬的「行政院應撤銷九大禁例」、「我們沉痛而堅決的要求」兩篇社論嚴厲評斥。
所必爭者公義
所常讓者私利
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在祝賀先父七秩文集中也說：「台灣民營報紙曾有一段艱難困苦成長發展的歷史過程，而各民營報紙所以能在顛危震撼中度過最為艱苦的一段歲月，玉階兄之倡組民營報業聯誼會，結合同業共同的力量，團結奮鬥，實為最主要的原因。」
余先生並說：「玉階兄為人治事有所爭，亦有所讓。其所必爭者公義，所常讓者私利。此固三十年代知識分子延以自誇之處，而於玉階兄最為顯著，至於決嫌疑而定是非，尊道義而解糾紛，玉階兄一生所好者比比皆是，非可罄述。」
前國語日發行人洪炎秋先生，在「我認識的李玉階兄」一文中說：「自從李玉老（這是報界對玉階兄的暱稱）走進報界以後，在當時那些朝不保夕的民營報，經他的一番領導奮鬥，不但得以起死回生，而且一天比一天欣欣向榮來，這才使我認出他是一位報界不可多得的怪傑。」
所有民營報業負責人，對先父為民營報業所作之奉獻，均有至高的推崇。他認清情勢，調適利害，融和一致，使民營執業結合為一，他對爭取政府公告的設想，他對聯合各報相互保證，擴大債信，以爭取銀行貸款辦法之設計，俱見先父創見力之強。
他不謹設計，而且奔走交涉，以底於成。台灣民營報業得以不絕如縷，乃至有今日之成長茁壯，先父的貢獻獨多，實在是受之無愧。
最後，我要來談先父和王惕老，李萬老等聯手反對政府頒布「九項新聞禁例」，以及政府對出版法之修訂。
連續發表社論
對抗九項禁例
根據「自立晚報四十年」的記述，民國四十三年八月間，中國文藝協會等團體，發起「文化清潔運動」，引起廣泛迴響，內政部突對十家雜誌下令停刊，並於十一月五日，頒布「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載事項」，為文化清潔運動的實踐綱領。其中規定不得洩露政治、軍事、外交機密，不得擴大描述「竊盜流氓非法行為」，「自救行為」，「賭博及吸食煙毒之情景」，以及「猥褻行為」。
唯恐「九項禁例」執行以後，將成為箝制新聞自由之工具，故意羅幟人入罪，自立晚報乃於十一月七日的社論中指出：「九項禁例，無一有明確的界限與釋示，亦無一有使新聞從業員足資遵循取捨的尺度！則幾乎一張報紙，無處不可發生問題，無事不可發行爭執，誠使編輯人員惶然不知所措。」
次日，自立晚報的社論主張政府應撤銷這「九項禁例」，由新聞界出版界自動制訂公約。社論中說：「行政命令一經公布，此九大禁例，必將被用作行政官吏監督檢查一切出版物的依據。像這樣空泛籠統的條文，根本不可能作固定之解釋，也無法不偏不倚地正確運用。條文本身既不能形成一個固定的標準，則今後用以衡量出版物的是非得失，必致發生極大的彈性，使主其事者，實際地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
十一月九日，自立晚報再發表社論指出：「細察此九項禁例之範圍，由政治、軍事、外交擴而大之，及於一般社會。殆無時無地不在禁網之內，且措詞籠統涵意混淆，極易滋張羅機會之階，對於當前形同萌芽之出版事業及言論自由，不商為無情之摧折。」
聯合報及公論報為保新聞自由，也都發表社論，強烈反對，引起軒然大波。行政院長俞鴻鈞為平息新聞界的反對聲浪，於十一月十日下午、接見台北市報業公會代表，說明行政院已飭令內政部暫緩實施「九項禁例」，一場爭取新聞自由的風波才告一段落。
反對修出版法
斥為倒行逆施
在「九項禁例」風波發生之同時，內政部於民國四十七年四月，並在進行大幅修訂出版法，以加強管制報刊，賦予行政官署不經司法審判，即予報刊以警告、罰鍰、停刊及撤銷登記等處分之權力，並秘密送請立法院院會審議，引起民營報業的一致強烈反對。
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十四日，自立晚報社論指出：「政府企圖以峻嚴法條，限制新聞自由，摧殘出版事業之心，昭然若揭；倘此一修正案不幸通過，則新聞報導勢必動輒得咎，而行政官署可本其好惡，隨時置任何一家報紙於死地，下令撤銷登記。」
社論繼稱：「我們的政府，始終以新聞界為敵，以為新聞界每對政府若干措施出之於批評的態度；視新聞界為罪人，以為今日若干政治社會問題之形成，其咎全在新聞界。因其認新聞界為敵，故常有敵意存乎其心，必欲箝制之而使其就範；因其視新聞界為罪人，故每倒果為因，對政治社會問題之解決，不思接納民意，順應輿情，正本清源，力謀改進；反而文過飾非，諱疾忌醫，以圖向新聞界開刀。」
社論進一步說：「這項修改顯為動搖國本的倒行逆施，故不惜以沈痛的心情與堅決的態度，強烈反對到底」。自立晚報所持基本反對理由為：報紙的記載如犯有非常重大的過失，造成此一重大過失的是著作人、編輯人、發行人，應該經過司法審判的程序，給予造成該一過失的人，以應有的處罰，而不應使報館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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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報業新頁
家兄子弋說，當年父親和王惕老，李萬老，實為民營報反對出版法修訂案之主力。各民營報當時共同發表聯合社論，是中國報業間的創新作法。他說，主要的是，通過那次反對出版法的行動，教育了全國人民，認識了新聞自由的重要性。他說：「我記得最清楚，以聯合、公論、自立三家的主筆群，共同發揮了聯合作戰的火力，相互支援，相互發揮，使得當時政府當局與國民黨負責文化宣傳的黨工，不得不在威權時代，開放出一絲新聞自由的天空，這也就是新聞自由史上重要的一代，與重要的一頁。」
儘管民營報業激烈反對抗爭，立法院在國民黨黨團控制之下，依然通過了嚴峻的出版法修正案。家兄子弋指出，當時自立晚報有一篇「歷史將制裁你們的！」社論，指責當時立法院的幫兇罪惡，成為當時傳頌一時的口頭禪。許多酬宴場合，都以「歷史將制裁你」作為立法委員的代號。
當時英文中國日報及英文中國郵報，每天除了報導反對出版法新聞發展，也譯摘各民營報所刊布的社論，使國際上均能瞭解反對的聲浪及台灣新聞自由的處境。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先父在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天聲人語」的專欄中指出，在民營報對「九項新聞禁例」嚴厲評斥中，中央、新生、中華三家黨營公營報紙，雖未直接撰論反對，但三家報紙確曾拒絕撰文支持「九項禁例」，表示了無言的抗議，並且在報業公會亦曾一致通過發表共同反對意見，先父認為「以三家黨公營報紙的立場處境，三家負責人能有如此表現，尚不失為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風度。」
從這段敘述中，可見先父在評論上之客觀公允態度，對此我深感驕傲。
揭櫫新聞自律
實為我國濫觴
先父當年主張與維護新聞自由，並非主張漫無限制之新聞自由。他在民國五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在陽明山第二次國是會談中，結合王惕老、洪炎老及英文中國郵報余夢燕女士等，在大會中正式提出「新聞自律」之議。吳二連先生在五十九年五月九日所寫「堅忍不拔、松柏永年」一文中說：「玉階先生此舉，實係我國新聞自律制度之濫觴，為我國新聞開拓另一新境界，就新聞史之發展過程而言，實為玉階先生生平為新聞自由而奮鬥之另一面。」
中國時報社長黃肇松兄，於新聞鏡五二一期（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八日）專文中，談到台灣報禁解除十年，雖然對報業出版經營的環境有所開放，但稱，由於出版法之存在，政府對平面媒體的管制，以及對出版自由和報導自由之威脅依然存在。
肇松兄文中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報禁解除十周年前夕，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指示他，邀請學者專家及政府主管，在中國時報舉行「新聞自由與司法制度」座談會，與會的新聞局副局長顏榮昌曾公開表示，出版法已「不合時宜」，新聞局決定大幅修訂，引起各界對修法及廢法的熱烈討論。程建人局長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初，決定向行政院建議廢除出版法，並經行政院院會審議通過，但依照程序，對廢除出版法法案，仍待立法院通過，始能成立。此案可望於一九九九年立法院新院會期中提出討論，希望立院能大力支持廢法，以落實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精神。
前人奮鬥抗爭
值得追念記述
從出版法之修訂，到出版法之行將廢除（編按：出版法已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二日由立法院通過廢止。），是新聞自由史上極為重要的里程碑，今日台灣新聞界能享有充分新聞自由，都是奉獻、抗爭與付出代價的結果，先父在十四年間為新聞自由的奉獻，顯然是值得追念與記述的。
（寫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先父證道四周年紀念）
（轉載自八十八年一月廿日至一月卅一日 新聞鏡第五三三期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