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頒榮譽博士學位 張新鷹細說心頭話
張新鷹 2010-06-15 09:35
參與同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的學術交流18年有感
口述／張新鷹博士
●光照首席（中）欣慰的替張新鷹博士的博士帽穗往右移，正式完成頒授儀式
今天，天人研究學院授予我榮譽博士學位，我的心情十分激動。
這代表了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對我個人多年來積極推進兩岸宗教學術交流的一種肯定，也體現了臺灣學術界、宗教界的朋友對一名普普通通的大陸學者的深情厚誼。
而兩岸宗教學術交流形成當前的良好局面，從中國大陸方面說起來，是學術界廣大專家學者在既定的大政方針指引下，共同參與的結果，我個人在其中的貢獻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我把今天獲得這個榮譽博士稱號，視為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和臺灣學術界、宗教界朋友，向中國大陸所有致力於兩岸宗教學術交流的專家學者表達的一個美意，我願和他們，包括在座的各位大陸學界同仁，分享這一時刻和這份榮光！
較早研究台灣宗教
我是1977年10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下稱「宗教所」），到2008年11月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電腦網路中心主任。31年間，歷任世界宗教所資料員、圖書資料室副主任、主任，所科研處長，副所長。
從80年代初開始，除了佛教文獻，尤其是漢文《大藏經》的版本研究之外，即把臺灣宗教作為自己的重要研究方向，積累了許多資料，撰寫了一批成果。
●光照首席（中）、張新鷹博士（左）與「2010年涵靜老人講座」主持人巨克毅博士，一起著博士服，為涵靜老人110歲誕辰紀念，網羅難得歷史紀錄
為什麼我對臺灣宗教問題有興趣呢？當時主要是出於填補研究空缺的需要。中國大陸對臺灣的研究由來已久，但長期集中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對社會、文化的研究相對薄弱，宗教方面幾乎是空白。
隨著兩岸關係在80年代的重大變化，特別是人員往來開始以後，宗教問題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日益凸顯，研究空白亟需填補，世界宗教研究所對此責無旁貸，我個人則有從事圖書館工作的資料優勢可以利用。
因而關注臺灣宗教研究，成為我的一個選擇，並且比較快地見到了實效。
如：1989年3月，星雲法師第一次到大陸參訪，國家領導人楊尚昆、李先念會見了他。來訪之前，相關單位和社會各界，並不太瞭解星雲法師的情況。
我寫了一篇專文，客觀地介紹星雲法師及其佛光山佛教事業集團的概況，為各接待部門提供了急需的資料。
這是中國大陸刊物首次比較全面地介紹星雲法師和佛光山；星雲法師本人也對該文甚為讚賞，很快推薦給《香港佛教》雜誌全文轉載。
星雲法師和李子弋教授一樣，都是很念舊的長者。這些年我到臺灣或李子弋教授到中國大陸，只要機緣湊巧，李子弋教授都會和我見面敘談。
1991年，我首次在公開出版物中，逐一介紹了當時臺灣各個合法註冊的宗教概況，其中包括天帝教。
這份資料1994年經過補充改寫再次發表，並被臺灣大學有關專業的教師，指定為學生參考教材，還作為「附錄」被編入臺灣一本《佛學研究函授課程》。
1996年出版的大陸唯一一本《台港澳宗教概況》中，有關臺灣宗教部分，作者使用的很多資料和觀點都來自該文及我的其他文章。
直到近年，仍有作者繼續使用我的資料，由於當年某些局限，而形成的內容誤差一概照錄。還有的書，抄襲我的觀點，文字大同小異，卻不加任何說明。
●張新鷹博士開心的致詞感謝
人才濟濟享譽寰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是中國大陸成立時間最久的宗教學術研究機構，到現在已有46年的歷史。在國內的同類機構當中，學科設置最全，研究人員最多，成果數量最大，長期以來以中國大陸宗教學領域「國家隊」的名聲享譽海內外。
「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朱謙之，學貫中、西、印的精神哲學大師徐梵澄，2009年與季羨林教授同日去世的中國文化研究泰斗任繼愈，今天仍然活躍在學術界的余敦康、黃心川、杜繼文、呂大吉、牟鐘鑒等著名專家，都曾經集中在「宗教所」。
像今天在座的馬西沙教授，就是「宗教所」民間宗教學科的領軍人物。
「宗教所」1978年來，以30多年的時間，培養近200位博士、碩士，還有在座的戈國龍教授，這樣曾在「宗教所」做過博士後的研究人員，他們已經成為國際知名學者或學科帶頭人。
儘管在近20年宗教學科，從「冷門」發展為「顯學」的過程中，「宗教所」的人才隊伍有所分散，某些傳統長項有所變動，但就整體實力和綜合優勢而言，始終保持著國內首屈一指的地位。
我有幸在「宗教所」工作30餘年，是「宗教所」培養教育了我，我始終為她所取得的業績感到驕傲、為她所擁有的一支異彩紛呈的專業人員隊伍，感到自豪。
公私兩利順勢而上
我真心實意地希望能為發展「宗教所」，乃至整個宗教學科的研究事業，盡自己的棉薄之力。
而研究臺灣宗教的個人愛好，以及與自己崗位職責密切相關的學術交流管理工作，正給我重點參與兩岸學術交流的籌劃和組織提供了條件。
我就是在中國大陸的宗教學術研究，乘上改革開放巨輪飛速前進的時代背景下，在兩岸關係持續發生重大變化的歷史新階段，借助以上的條件，義無反顧地投入到了兩岸宗教學術交流的事業中。
同時，做得越多，我越感到，宗教學術交流的作用，不僅在於增強相互瞭解，推動民間往來，對於建立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宗教學理論、對於給大陸的宗教事務管理提供借鑒，乃至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文化教育戰略的設計和實施，都有著非常實際的意義。
比如臺灣的佛教，雖然是以漢傳佛教為主，但它的格局、態勢很早就呈現出與中國大陸相同而又不同的面貌，是在一個商業化、世俗化、國際化的現代社會中存在的範例。
我好多年前說過：今天的臺灣佛教，或許就是明天中國大陸的佛教。當時有人不同意這種說法，現在看來，我說的並不錯。
還有，人所共知，改革開放以來基督教的發展十分迅速，有的地方出現了一些問題，引起很多對「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憂慮和討論。
我從臺灣基督宗教占人口比例始終不高的情況中受到啟發，較早提出了宗教生態平衡的觀點，但認為保持宗教生態的均衡、和諧，不能只從宗教政策本身入手，而應納入民族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文化戰略、教育戰略中去思考、去謀劃。
這樣的觀點，現在已是大陸學術界的共識，從中我們找到了建立符合中國歷史文化特點的宗教學理論體系的著力點、生長點。
李子弋教授是我最早接觸的臺灣學者之一。
1989年5月，李子弋教授來北京出席「五四」運動70週年學術研討會，順訪了「宗教所」，我和他第一次見面，他向我介紹了天帝教，特別介紹了涵靜老人李玉階先生的生平和思想。
我當時不知道，李子弋教授訪問「宗教所」，其實是秉承涵靜老人的意志，是為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開展與大陸的宗教學術交流做鋪墊。
●維生先生與張新鷹（左）博士心氣相投，擁有可貴的忘年之交
首宗宗教學術交流
1992年，根據涵靜老人的動議，李子弋教授取得了國台辦的支持，由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和世界宗教研究所，聯合在西安召開了中國大陸首次以宗教研究為主題的兩岸學術研討會。
不但對我所而言，同時對中國大陸而言，正式開啟了兩岸宗教學術交流的大門。
在國台辦和我院台辦的直接指導，以及陝西省有關部門的積極配合下，會議開得非常成功。
由我執筆的會議總結報告，被國台辦轉發中國大陸所有國台辦系統參閱。從此，兩岸宗教學術交流步上正軌，漸入佳境。
從1992年起，每2年在大陸舉辦一次宗教學術研討會，成為「宗教所」與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固定的合作項目。
到2008年已經舉辦了9次，兩岸與會學者共達400多人次。今年7月，第10次研討會將在湖南召開。
這延續至今達18年之久的系列會議，成為兩岸規模最大，合作持續時間最長的宗教學術活動「保留項目」、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對台交流的「品牌項目」，在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不可磨滅的篇章。
1995年起，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又確定每2年，在臺灣舉行一次紀念涵靜老人的學術研討會，到2009年已舉辦了8次，「宗教所」各學科的學者30多人次應邀出席。
如果說1992年雙方第一次舉辦研討會時，議題還沒有超出道家道教的範圍，隨後便越來越擴展，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宗教學理論、新興宗教等研討內容，都進入了會議主題的涵蓋面。
「宗教所」各研究室，幾乎所有室主任和副研究員以上的主要研究人員，都分別得到了參加會議的機會，並且一直在參加研討會的大陸學者隊伍中，擔當著中堅力量。
臺灣不同專業方向的學者，也獲得了與各自比較對口的大陸學者現場交流的平臺。大家相互啟發、相互補益，使每次會議都開得氣氛熱烈，興味盎然。
通過歷次研討會，「宗教所」學者與李子弋教授、巨克毅教授等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負責人，以及一大批臺灣學者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雙方在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兩岸宗教學術聯繫方面，求得了廣泛的共識。
「宗教所」與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的合作，能夠取得一定成績，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和國務院台辦、我院台辦的指導和支持是分不開的。
1992年和1994年，我院汝信常務副院長和劉吉副院長，先後親自出席在西安和北京舉行的會議並參加討論；直到今天，李子弋教授和汝信先生、劉吉先生仍保持著親密的關係。
2004年初，我院又破例批准，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秘書長李顯光先生到「宗教所」，擔任訪問學者2年。
李顯光先生利用這2年的時間，尋師問道，刻苦攻讀，寫出了《混元仙派研究》的專著，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他多次對我表示，這是他的個人靈命實現階段性轉型的標誌。
此前，我院還2次批准，「宗教所」邀請時任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理事長的巨克毅教授到北京講學。後來，我院又批准陸朝武先生到「宗教所」任訪問學者。
國台辦對宗教所人員的赴台交流活動，也基本上是一路綠燈，大大地提振了我們的交流熱情。
●天帝教天人研究學院頒立「榮譽博士證書」給張新鷹博士
交流不斷拓展深化
今天，我們看到，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與中國大陸的學術文化交流呈現出不斷拓展、不斷深化的態勢；交流對口單位，遍及大陸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交流範圍和內容已經不限於宗教學術研究，正向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方面，以及有關宗教修為的實證領域延伸。這在18年前是難以想像的。
可以說，在臺灣的宗教界、學術界，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的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具有典範的價值。
在發展兩岸學術交流的過程中，李子弋教授、巨克毅教授、李顯光先生，還有許多天帝教內外的臺灣學者，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傾注了滿腔的心血，請允許我在這裡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創議之功不能或忘
同樣，在這個過程中，天帝教的廣大同奮也以各種方式參與其間，以自己的辛勤奉獻，保證了每次交流的順利進行、圓滿成功，讓我們感受到了他們在中華文化優良傳統滋養下所具備的美德；感受到了他們道心堅固、精進不已的生命之火的旺盛。
我們為臺灣有這樣一群追尋著中國文化精神，充滿古仁人之風的中華民族的子孫而感到鼓舞！
但是，追根溯源，我們不能忘記涵靜老人李玉階先生的創議之功。
在涵靜老人最初的這一創議當中，蘊藏著他一生持守的宗教情懷、道德觀念和文化理想，如同他把「和平統一」作為天帝教教義的當然內涵一樣。他是把宗教學術交流這樣的「現實事務」，視為認識和實現「宗教大同」，直至「天人大同」的必經之路。
李子弋教授曾經說過：要把兩岸宗教學術研討會一直開下去！我想，他最能領會涵靜老人的思想，這正是涵靜老人終其晚年的心願。
李子弋教授為了圓成涵靜老人的心願，努力了20年、付出了20年，並且以84歲高齡，還在繼續努力、繼續付出，我要在這裡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
面對莊嚴的榮譽博士證書，我們還不能忘記一個人，他就是2003年逝世的「宗教所」前任黨委書記戴康生先生。
戴康生先生在所領導崗位13年，又擔任我院學術委員會委員近5年，全程參與和領導了「宗教所」與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的學術交流，從起步推動到蔚成規模的每一階段。
為每次重要交流活動的擘劃、運作，他付出了大量心力，與李子弋教授和許多臺灣學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為了彰顯戴康生先生的貢獻，1999年也是在這裡（天帝教鐳力阿道場），天人研究學院鄭重地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
我能夠步武戴康生先生的後塵，和他享受同樣的殊榮，十分慚愧、十分惶恐！追念前賢，如在身旁，萬千感慨，無以言表！我相信，戴先生有靈，看到今天的場面，一定會含笑九天。
獨特板塊廣泛開放
2004年，我在臺北參加遠景基金會主辦的兩岸關係研討會上，談到兩岸宗教交流的時候說過，兩岸宗教交流中，宗教學術研究方面的交流，是一個不容小覷的獨特板塊。
它的獨特之處在於，交流的參與者可以是宗教信仰者，也可以是無宗教信仰者；可以是專業學者，也可以是業餘愛好者。這顯示了學術交流的廣泛開放性。
交流的學術理性色彩，可以淡化任何特定宗教信仰的背景圖像，找到超越任何特定宗教意識的共同議題，這反映了學術交流的巨大包容性。
交流的思想溝通意義和文化建設意義，可以使之更便於得到必要的社會理解和機制保障，這一點體現在大陸一方尤為突出，是學術交流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
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的合作，展現了前面所說，宗教學術交流的全部獨特之處。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獨特之處，也反映了學術交流在宗教交流當中的優長之處。
它站在當下，更著眼未來，不迴避異議，更追求增進理解，看重具體而微的實證研究，更珍視精神傳統和文化價值的認同。
望不辜負歷史囑託
因此，兩岸很多宗教學者不約而同地認為，宗教學術交流是宗教交流中，最有活力、也最有潛力的部分。」
把宗教學術交流，置於「宗教交流」範疇內談論，是由於當時會議給我規定的題目所限。
但6年過去，以上所表述的基本看法，我仍然願意堅持。雖然因為我們院內工作安排的需要，我離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可是，對宗教研究的關注不會改變，對臺灣宗教界、學術界朋友的情誼不會改變。
我將以今天的儀式為新的開端，為繼續推進同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和臺灣宗教界、學術界的學術文化交流而盡心竭力，抓住兩岸關係走向平穩發展的難得機遇，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一切，不辜負兩岸幾代學人的心願、不辜負兩岸民眾的期望、不辜負歷史的囑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