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
李子堅 2012-04-15 09:45
資料來源／《天帝教教訊》
作者／李子堅
整理・圖／編輯部
文筆洗鍊的李維公樞機使者，感念父母救劫天命的崇偉，以及雙親真修實煉的衷懷，曾在73年《天帝教教訊》第7至第11期，以連載方式，發表對2位老人家的敬仰與尊崇之情。
《天帝教教訊》編輯部於337期與338期分別刊載李維公樞機使者至情至性的原文內容；其中，337期以〈我的父親〉為主，338期則轉載他撰寫〈我的母親〉精彩內容。
●一同和師尊（坐者）在鐳力阿道場自然停留影。
壽登高年的雙親，身體都很健朗，這是二老的福份，也何嘗不是我們兒輩的福氣。
在我們4兄弟中，我是唯一遠離雙親而久住美國，我沒有恭親侍奉兩者，是我最感愧疚的；我思念雙親，無日不為他們祝禱。
但我已在美國落戶了24年，立足於美國第一權威報紙。兩個在美國出生的男孩，也都相繼完成了大學教育，我有著對家的責任，和對工作的使命。
●全家福~維公樞機使者、馬莉賢伉儷，以及2個公子～顯華、顯國。
雙親教我們自己創前程
去（69）年3弟子達來美，談起天帝教同奮，有意為雙親編纂祝壽專輯，我決定就我所知的父母，寫一專文。我要讓雙親知道，儘管我遠離他們，但他們所賜予我的恩情，卻永生不忘。
雙親沒有給我們兄弟任何財富，可是他們對我們的諄諄教誨，要我們自己創造自己的前途和天下，使我們一生受用不盡。
我們經過2次戰亂，但我們所幸都生活在自由的環境裡，這都是父親所賜。對日抗戰，我們生活在大後方陝西，民國38年我們到了臺灣，我們雖然過了不少艱苦的日子，我們卻始終自由自在。
我們兄弟們的小學教育，沒有在正規的學校度過，那6年期間，我們隨父親在華山隱居，由父親所請的3位弟子，分別教我們國文、數學和寫字。
我們日常的生活，包括早、午、晚的祈禱唸經。我們的運動，便是爬山、砍柴、種菜、挑水等。我們的娛樂是下棋，聽大人說故事，以及兄弟間的白日夢想。
●維公（中）於1959年（民國48年）赴美留學前，師尊、師母在機場送行。
建立對 上帝虔誠信仰
父親給我們兄弟們最大的影響，是帶引我們對 上帝的虔誠信仰。這種信仰，也給我們一生做人最大的規約，同時也給我們生命安全最大的保障。
對我兄弟們的教育方式，父親是極開明的；他在下華山以前，先把我和子達弟送到華山下的華陰縣立雲臺中學就讀，他知道我們如再不入學，將與學制完全脫節。
他修道雖然重要，但我們的教育也同樣重要。我與達弟後來轉入蔡家坡扶輪中學，那是抗戰大後方水準最高的中學，大哥子弋及4弟子繼，也都在西安入學。
●師尊攜家帶眷於27年鎮守華山，在北峰頂全家留影（子堅在左1）。
●民國30年子堅（後排右）與全家人在大上方玉皇洞。
●民國34年，師尊、師母在西安合影；當年華山上的小男孩們，轉眼間都變成翩翩少年（子堅在後排右1）。
創辦紅心字會廣施仁愛
對於教育的原則，父親並不嚴加督責，由中學而大學，父親要我們自求上進。他對我們說，我們的前途，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今天，我對我的孩子們的教育原則，亦復如此。
抗戰期間，父親在西安創辦紅心字會，做了許多慈善救濟事業，包括：施藥、施茶、施衣、施棺等。對赤貧無告的人，有所幫助。
後來日機開始對西安實施轟炸，紅心字會並擴大成立了救護大隊，以救助傷亡。
同時，也對由河南流亡來陜西的難民，從事賑濟的工作。我兄弟那時已是初中學生，也幫著去西安四門外沿城牆所搭建的茅棚內，作放賑前的戶口調查工作，然後再去按戶放款放糧。我們也參與救濟難民平劇大義演的售票工作。
父親當年到西北傳道，可以說是一無憑藉，但是，真所謂「得道者多助」，各方前來歸依的，絡繹不絕，他的弟子包括當時黨政軍情乃至工商學界人士，無所不有。
父親傳道的目的，是在收拾人心，拯救蒼生。他一生從未中斷為救世救人而祈禱，很著重個人的修持。靜坐的傳授，便是個人修持的起點。
父親的宗教哲學思體系
當年他在西北有「李半仙」之名，他的預言無不應驗，很多高級將領，在出師之前，總要前來拜見「導師」，請求護佑，父親要他們默唸「廿字真言」，篤信 上帝，無形中自有庇祐。
父親行道並不強調迷信，也不強調偶像崇拜。在西北他創辦紅心字會和宗教哲學研究社。一為慈善機構，一為學術研究機構。整個機構的後院，乃是「光殿」，是弟子們參拜進修和「天人親和」之處。
他在宗教哲學上有自成一套的思想體系，這是他歸隱華山8年期間，透過靜修和「天人親和」的最大收穫。大哥子弋及父親高足黃震遐（道名：維道）對此思想體系，研究有重大的貢獻。
抗戰勝利後一年，我們舉家由西安返回上海，再由上海前往臺灣的初期，是我們生活上最困難的一段時期，也是我們兄弟教育和成長的重要階段。我們的高中、大學以及進入社會開創事業都在這段時期。
還記得寄人籬下的日子
父親回到上海，從一個修道的人，而轉為一個入世的宗教家。他曾企圖組織宗教大同盟，以從事政治協調的活動，但他所做的事沒有收入，我們全家寄居在四叔公李樸臣老先生所開的大上海飯店六樓，可謂寄人籬下，一切仰賴四叔公。
大哥子弋一面在大夏大學讀書；一面在《新夜報》擔任採訪工作。我們3兄弟則在復旦實驗中學讀書，中午到附近四叔及六叔潮年家去吃飯。我們剛從陝西返滬，衣著顯得很土氣，我們沒有太多娛樂的錢。
記得週末看電影，一定要去戲院排隊購限價票，如果買不到，便看不成電影。母親在經濟上受拮据以外，精神上的苦悶更大，每天吃飯要看侍候飯局佣人們的白眼。
雖窘迫難堪仍不改其志
經朋友的介紹，父親到臺灣臺北接管了福臺企業公司，卻沒想到那是個破爛的攤子，負債累累，有補都補不完的漏洞。
父親的許多朋友以及我在臺大的幾個好同學，均受到拖累，結果公司只有宣布破產，朋友們的血本，沒有幾個拿得回去，想來真是對不起朋友。
父親當時受朋友逼債，所受的窘迫與難堪，是他一生絕無僅有的。他雖然也是受了朋友的拖累，代人受過，卻一再表示，這個破爛的攤子，畢竟還是我們來到臺灣的跳板。
民國40年9月21日，父親運用了他的各種關係，獲得政府主管之首肯，准予《自立晚報》復刊。
原承辦人婁子匡、鄭郢琨先生同意改組，將報紙轉讓給父親，自任發行人兼社長。婁、鄭兩位主持下的《自立晚報》，因選稿不慎，而奉令停刊，而且批令「永不准復刊」，這是臺灣報業第一次被勒令停刊，那是民國39年的秋季。
經過將近一年，一切無疑要從頭做起，父親除承擔原有報社債務外，轉讓幾乎是無條件的。
不計困難接辦《自立晚報》
實則父親並沒有財力，僅有的5,000元臺幣開辦費，還是向朋友們籌備的，他真是一位有勇氣、有魄力的人，說做就做。
我是《自立晚報》原有的記者，大哥、大嫂已是臺北新聞界的從業人員，我們自然加入編輯陣容，母親也於復刊之始便進入報社工作，達弟、繼弟也陸續跟進，因此，《自立晚報》有「李家班」之稱。
但是，《自立晚報》能站得起來，也全靠陸續為報社效力的許多年輕朋友們。
《自立晚報》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情況下，經濟上的困難是不言而喻的，加以當年一般人還沒有讀晚報的習慣，發展得非常緩慢。
當時報社員工常常拿不到薪水，甚至有時連印報的紙張都沒有著落，儘管如此，大家工作的情緒依然非常振奮。
報社早期的編輯部和印刷工廠，是在臺北市雅江街的一所簡陋廠房裡，每當下雨天，編輯部要打起傘來寫稿和編稿。大家能這麼苦幹，是因為這張報紙所代表的獨立立場；這張報紙是敢講話的。
一年內被勒令停刊2次
《自立晚報》命運多舛，在父親主持下，先後不到1年以內，便被政府勒令停刊2次。第1次因報導的新聞不為當局所喜，而於民國42年2月間，以「整修內部」為名，自動停刊7天，以示「自懲」。
同年10月18日，以處理新聞花絮失誤，受停刊處分3個月。這次停刊，是在父親堅持之下，而要求政府以正式公文行事；他指出，報紙既經合法登記，必須依法處分，不能僅憑政府機關一通電話而自行休刊。
當時省主席俞鴻鈞認為要求合理，乃令省新聞處出具公文，停刊3個月。
●涵靜老人、坤元輔教全家福：後排右起老三子達（維光）、長子子弋（天帝教第2任首席使者維生）、老二子堅（維公）、老四子繼（維剛・民國89年回歸自然）。
為臺灣報業背負十字架
根據政府公文，《自立晚報》於停刊3個月後，繼續於43年1月19日復刊，報社經此打擊，元氣大喪，一切必須從頭做起。
《自立晚報》損失雖大，但父親向政府的抗爭，至少使政府與新聞報業間的關係，納入較為合法的程序。
《自立晚報》實為臺灣報業背負了十字架，從那次停刊以來，臺灣沒有第2家報紙，再被下令停刊，僅此一端，《自立晚報》對爭取新聞自由，算是付出了寶貴的代價。
因經濟能力的限制，《自立晚報》的印刷條件甚差，出報時間又不正常，與人競爭當然困難，銷路推展倍感吃力。但是，《自立晚報》在言論上始終受到讀者與政府的重視。
父親在財力極度困難的情況之下，一定要維持社論執筆人的最低酬勞。主筆人經常要舉行會談，每次均由父親主持，所有的社論他自己一定得過目，以示慎重。
《自立晚報》的言論從不空談，所談中有理性，而且一貫是作建設性的批評。
直陳時弊盡到言論責任
父親自己並於43年5月20日起，自撰專欄，命名為「天聲人語」，針對國策時弊，敢言直陳，主持公道，講求正義，極具擔當，頗有膽識，開創了一個新的風格。
《自立晚報》對司法的改進，有過整體性的評論，並曾對國事問題，作專題性的評論，都有專輯出版，對言論真是盡到了責任。
在父親主持下的《自立晚報》，言論上從開始巳有它的獨立性，但是真正在報頭上，標明「無黨無派獨立經營」字樣，則始於47年5月2日。
父親在那一天的首頁，刊登了一個啟事，聲明他自己脫離國民黨黨籍，並宣布《自立晚報》從此是一張「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報紙。
這是中國新聞史上獨一無二的作法。
王惕吾先生證詞與感言
父親對臺灣民營報業的整體，也有重要的貢獻。他經營《自立晚報》以來，不僅為自身生存發展用盡心血，也為民營報業前途，盡了最大的努力。
《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先生，及《中國時報》（前身是《徵信新聞》）發行人余紀忠先生，對父親的貢獻，有詳細的敘述。
《聯合報》王惕吾先生在祝父親70大壽壽文中，以〈奮鬥的夥伴〉為題，指出民營報業，在政府播遷臺灣的初期，工商業很不景氣，商業廣告極少，客觀環境不足以培育報業發展的情況下，一直非常艱難，虧累不堪。
在父親領導設計與奔走力爭之下，民營報業得以取得定期政府和公營機構的公告廣告收益，奠定大家經濟上生存的基礎，並進一步爭取銀行貸款，能使各民營報業更新設備，以求發展，而能有今日蓬勃現象。
王惕吾先生稱父親：「為人熱心，不辭勞怨，劃策設謀，尤具公誠，每次洽商，均以同業共同利益為先，民營報有此生力軍，大家意見得趨一致，合作辦法也訂了出來，並成立民營報業聯誼會。」
他說：父親在推動民營報業團結奮鬥的經過，其艱苦情況，非歷其境，難以想像，真有「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之感。
惕老在文中指出，當時為交涉公告及貸款，有幾個月，天天開會，時時奔波。開會多由父親及惕老輪流主持，而交涉事項，則照例是由父親獨任其勞。
余紀忠先生推祟父親人格
余紀忠先生在〈壽玉老七十〉一文中說，他每憶父親在當時剖析事理，當仁不讓的言論風貌，歷歷如在眼前。民營報業同仁得能相處以道義，20年來保持基本上的互助合作，實由當年父親主持的民營報聯奠定的基礎。
紀忠先生在該文中，對父親的人格有下面的敘述：「玉階兄為人治事有所爭，亦有所讓。其所必爭者為公義，所常讓者為私利。此固30年代知識份子延以自誇之處，而於玉階兄最為顯著。至於決嫌疑而定是非，尊道義而解糾紛，玉階兄一生所好者，比比皆是，非可罄述。」
紀忠先生並稱：「玉階兄最令人佩服者乃其愛國家、愛自由，屢仆屢起的精神，乃至所營《自立晚報》基礎大定，反又讓予有更多財力的人士接辦，藉謀報紙進一步發展，面其自身則從容退出，略無戀棧，此種功成身退的心懷，實可比擬清風明月，令人常留長思。」
獻小我成大我於願足矣
父親孤傲的風格，和他堅持獨立言論政策，不受約束，自不能久為當政者所容，乃有急流勇退之舉，於54年11月退出《自立晚報》。
今天民營報業一致欣欣向榮，父親雖然沒有享受到發跡的成果，也無任何遺憾；他能對報業有所貢獻，不僅是一種驕傲，也是一種安慰。（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