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豐楙  2007-05-25 09:45

學者觀禮感想

文／李豐楙（奮道）　攝影／劉大彬

宗教領導的社會形象

　　這一次有幸前來參加、見證天帝教首席使者的傳承大典，主要是有感於宗教領導的社會形象，經由傳承典禮的儀式象徵，為當前的宗教界、社會各界發揮其示範意義。

　　從中國宗教史的傳承制言，既有道教正一派的符劍傳宗，在龍虎山建立的家傳制：歷代天師在張家內部相傳，以血脈相傳印證正一道法的真傳。所以天師世家奠基於江西龍虎山後，在江南的三山符籙，即以正一派為宗，經歷千百年而傳宗不絕，建立中國史上的宗教世家。若是以宗教傳布作為一種志業，則龍虎山張家作為天下正一道的總本山，正一道士以能親至龍虎山受籙為榮。就可證滴血傳宗，象徵符籙授受，就是張家的家傳制所奠定的基業，足可與儒門的曲阜孔家媲美，都是代表文化傳承的不朽成就。

　　全真道則是開出另一傳賢制，緣於重陽祖師所立的規制，以出家住觀為修行的根本，不管立會傳法、或是建觀布化，都是採行叢林制。這是性命雙修，度己度人，只有出家修道才可了卻塵緣，故全真道觀或是十方廟、或是子孫廟，都是以師為宗，形如宗教之家。子孫廟的廟產、廟務相傳，只是拜師如父而無血緣關係；至於十方廟則規模較大，出家者眾，都是在師、弟之間擇其才德出眾者「當家」掌領。故在立教清規中既已規制，選其能者為「掌教」；後來諸真各開宗派，也同樣遵從推舉掌領者。所以各派各觀都一遵規制，出家即為了道，當家亦僅掌領教務，裨使道脈傳續，道氣長存。

在雖傳統卻以境界自新的立教精神下　建立帝教風範

　　天帝教在中國宗教的傳統下，雖被學界目為「新興宗教」，卻又秉承中華規制而別出文化的慧命，雖新亦舊，雖傳統（傳續正統）卻又以境界自新（教義《新境界》）。在這種立教精神下到底如何才能建立帝教的風範？以正一道的傳承制言，則李家亦可如張家，以鐳力阿天曹為基業，世代相傳，滴血為證；若以全真道的傳賢制言，則教門龍象，賢才倍出；樞機之制既為新制，自可在閟場推選。在規撫中華的宗教傳承下，天帝教所決定的制度剛好介於正一與全真之間，如何取擇正是建立新教之機。以宗教傳說言，天帝教則前有所承，卻又能因應時代使命而迭有新創。根據歷史經驗為鑑，一個在歷史上能長且久的教派，其關鍵都在創教之後的三到五代，能否廣開心門、凝聚眾志，從而建立一套完善的傳承制度。正一與全真道都各有傳承，卻也都能成功建立一教的基業，然則帝教龍象的經驗、智慧，就體現在第二、三任的交接中如何上應「天」命而完成使命感。

　　「天帝」教乃以天帝為名諱，以天命為依歸，以天人交通為傳訊，在「首席使者」的使者名目下，正是自許為秉承天帝之命的使者，而「首席使者」又是使者中的使者。若用宗教語言表述，則天啟、神啟式宗教需有使者秉承天命，在諸多中介者、媒介者中將有一位承接天之命，才能永續傳接　天帝的啟示。這種宗教論述既是西方也是東方，西方有聖人焉，東方有聖人焉，既是聖人，聖者就有智慧貫通其心同理同處，成為普世性的知識與智慧。從首任首席使者在時局混亂中，勇於承命，毀家辦道，初奠一教之基業。第二任則接續於倉卒之際，凡百教務有待落實，因此維生首席接任之後，既頻頻來往於臺海兩岸，也需遍視全臺各級教院。十數年於茲，面對當前臺灣社會劇變之局，如何秉承天帝新命保臺護國？實為第二任所承擔之大任。

　●一席道袍在卸肩。承肩之際，象徵宗教使命的傳續，在樸實平易中益顯天帝教的教風與精神。

這一拜命、陞座之「道」　顯示其命維新而可儀式型的天帝之德

　　在拜命典禮中自是行禮如儀，而恭迎道信的儀式中，以道鼎、法印、炁寶的交接象徵使命的傳續；在舉薦宣讀儀式中，第二任首席使者在承續舉薦表文與宣頒詔命中，既是仰對「道統始祖宇宙主宰　玄穹高上帝天帝教教主」，也面對準備拜命的第三任首席使者（光照樞機）。在這一薦一宣的儀式中，維生首席乃是在天帝御前敷袵自陳，這段陳詞歷述承命以來的諸般感受，為掌教之後在實際教務上的真實體驗。這種責任的承擔，既是天命之重，也是父命之繼，如何而能兩全，就是為何栖栖惶惶於兩岸、全臺，甚而擴及於全球的主因。這種神聖的使命，既需折衝於兩岸的詭譎政局，務必不卑不亢、不急不緩，才能不辱於天命；又要持衡於臺灣各區與全球各地，亟需護持首任所立的根基，並穩定發展於競爭愈烈的宗教時局中。雖則帝教之內龍象亦眾，但作為首席使者的宗教形象，動見觀瞻，各方矚目。只有身在其位，肩負其任，才能體會這種志業承傳之重。所以在恭肅自陳而卸肩在即之際，所有光殿內外的同奮、貴賓都能感同身受：一種大任的承擔、踐履與完成，就是在　天帝御前勇於承擔，而表現為「光明正大」的自陳與告白。其情之真，其言之切，正是天、人之前的見證。

　　在陞座典禮中，面對滿座的同奮、友教及貴賓，在道信傳承、教政交替儀式之後，第二任與第三任的交替圓成，首席使者的一襲道服就此象徵性地兩任交替。當第二任卸下仔肩，也就是第三任披服大任，一個宗教使命的傳續就在見證與祝賀中，表達天命的交卸與拜受，都是光明正大而可鑒天人。在當前宗教開放的趨勢下，新舊宗教領導的卸任與接任都是教內、外大事；私之與公正是宗教情懷的彰顯，也是考驗一個宗教能否永續的關鍵。一日之內，從鐳力阿到清水、從天曹到人曹，這一空間距離不近不遠，但這一拜命、陞座之「道」卻是天地共鑒、內外同證。在同奮與友教之前鄭重莊嚴的行禮如儀，顯示一個新興宗教其命維新而可儀式型的天帝之德。

重視人才培育　厚實宗教哲學　隨華人而隨處布化

　　第三任首席使者披上道服之際，若相較於世界大宗教的大禮之服，這件略顯褪色的藍衣白領之服，並不華麗盛飾，卻顯得特別樸素與真誠。因為從首任首席使者以「宗教哲學」自名其社，以「正宗靜坐」自彰其宗，就訂製這麼一襲樸素之服，上光殿、帶會坐，終能成就帝教的宗風，就在這件卸肩與承肩的袍服之上。光照首席使者的致詞，在平實、平穩的語調中，聲如其人，正是以其誠摯、篤實的表現，而能使樞機使者團相互讓賢、推選，也讓第二任首席使者舉薦於天帝御前，推介於所有同奮之前。在這一任期內帝教內外的局勢之艱，從整體言絕不亞於第二任，這是怎麼樣的世局？所有的宗教人都在問天，作為一位首席使者，正可就此展現順天之智、應人之能。

　　帝教之創以救劫自任，而當今之劫為何？由近及遠，近則臺島之內，次則兩岸之間，遠則世界文明間的衝突。在全球化時代以世界為鄰，世界之人所關懷的重要課題，帝教亦需思索因應：從生態環保到性別知識，凡宗教人所需順應時代需求的亦需因應。由於世界大文明體系間，宗教作為文化之核心，其教義也就支持民族、國家，既可對話、交流，也可衝突、交惡。二十一世紀並非科學就可解決一切，「核戰」就是核子科學可能的不當運用，故如何預防於先，就是對話之必要、交流之必要。帝教需要參與或舉辦宗教間的對話談座，隨著同奮之走天下，帝教人也需主動預於談座，如此才可厚實帝教的宗教哲學或神學。

　　「走天下」、走出去就需要人材、人才，在當前宗教研修學院已開放，宗教學院的宗教系所也召收各類進修。帝教需正視這一宗教人才的培育機制，目前佛教（如法鼓宗教研修學院）、一貫道等都已成立或積極籌設。而教育是一種百年樹人的大業，從財力到人力都要長期規劃，在第二任所札下的根基上，新任就可在卸任的維生先生的輔翼下，集眾樞機與同奮之力，朝此一目標大力邁進。這是不能逃避的宗教任務，當友教紛紛以開辦學院自任，也就標示了一個宗教人才競賽的時代已經來臨。

　　帝教布化的天下觀、世界觀，乃是隨華人而隨處遍布，所謂「宗教無國界」者，正是諸種世界宗教形成的原因。從首任到第二任所奠立的基礎，將是支持第三任持續「走出去」的世界性視野。「華人」在未來世界所扮演的，東南亞這片是值得關心的，海外華人以馬來西亞、新加坡等較為集中，學界習稱為「海外中國」！當地人則自稱「華人」、「華裔」。晚近如佛光山、慈濟等都已在東南亞華人世界立足，由於語言、文化一脈相承，當地雖則已經入籍各國，但是感情上「文化中華」仍在。一貫道就是隨臺商而到處開荒，故也期待有華人處就有帝教同奮。

世界和諧寄望於「宗教對話與交流」　亦是帝教成立的初衷

　　天帝教信徒可以滿天下的優勢，在《新境界》的觀念中已指出，正宗靜坐的現代化、科學化，這是通行全球共通的語言。帝教世界觀是科學的世界觀，是從玄穹之高觀照宇宙的大視野，這樣的宇宙訊息傳遞，在科學界仍大有開拓的空間。歷次舉辦的實學會議，這一部分都可獨立分組報告，期許其匯聚眾智以成科學「新境界」。這些前瞻的科學新探，若能經由全臺各地的講堂，分區成立巡迴講座，應是啟發新世代的不二法門。

　　「宗教哲學」是首任首席使者因應時勢而揭舉的，既可對內也可應外，而作為帝教的思想核心；所有的誦誥、功課又都指向一個神學架構，就如世界宗教所成就的神學、佛學，帝教也需不斷充實天人實學，從而建立諸如系統神學或體系性佛學、道學。神學之與宗教哲學可以匯通處，就在都重體驗而非抽象分析，當前隨天人修道、天人研究學院之成立，如何進而奠定「帝教神學」將是一個「道學」之道。

　　從比較宗教盼望帝教的未來，都永遠會有「新境界」的願景，光照首席使者陞座之後，放眼天下就是二十一世紀的新世紀。當哈佛大學將「宗教」列為哈佛人所必修，就是覺悟現代文明間的衝突與和諧均在宗教：衝突既於此結，也需由此解，這是有識之士已有共識的新世界觀。華人世界一向存在「宗教情結」，兩岸俱是如此，甚而華人世界也是如此。所以在世界性的宗教對話中，儒家經常缺席，佛、道等教業不熱衷，華人精英為何不重視及此？但是想要追求中國內部的和諧，需要宗教之入於人心；而要期待世界的和諧，需要各大文明國的宗教代表圓桌會議，才有圓成之日。這樣的世界觀是帝教成立的初衷，卻是至今仍在華人世界亟需「奮鬥」的目標，此乃緣於國人不能通知如何而能各「宗」其「教」？當宗教未曾在二十世紀消失，且在進入新世紀之後，全世界的宗教代表都要定期聚會以「促進和平」，這豈不是再次鄭重提醒世人：我們都亟需建立一種普世性共同奮鬥的核心價值嗎！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