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信仰危機到精神走私
趙光武 2009-10-15 11:05
中國改革開放值得注意的面相
資料來源：李向平 轉述整理：趙光武（開導師）
上海大學教授李向平月前專文論述指出，信仰個人化、私人化，已引發當代中國社會的宗教危機；信仰的社會化，或許就是後3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主題之一。本刊特別轉載供同奮參考……
度過30年的信仰危機，如今中國人的信仰自由，已經具有了相當大的選擇空間與實踐的可能。可是信仰的個人化、私人化取向，導致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宗教危機。
上海大學教授李向平在研究中國人信仰問題時，提出中國改革開放的另一個值得觀察與注意的面相是從「從信仰危機到精神走私」。
他認為，中國人擁有私人信仰，不見得能實現信仰的社會共用與規範性建構，恰好相反的是，反而可能導致信仰的公共性、社會性的嚴重缺乏。
他指出：以潘曉筆名在1980年問世於《中國青年》的那篇文章《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可說是當代中國信仰危機的一個象徵。
從那個時候起，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遷，就伴隨著一個如何走出信仰危機的問題，以重構中國人的信仰及其精神關懷。
30年的改革開放走過來了。30年前的那種信仰危機，迄今已大大改觀。如今中國人的信仰自由，已經具有了相當大的選擇空間與實踐的可能。
方外之交獨善其身
李向平教授指出，在社會變遷的催化之下，中國人的信仰觀念與信仰模式發生了許多變更，信仰關係的分化組合，使當前中國人的信仰，構成具有了多元化、多樣性的諸多特徵，那種認為大多數中國人缺乏信仰的簡單說法早已過時了。
然而，經過細密的觀察與深入的思考，他卻發現在此信仰自由的背後的問題，那就是這種信仰的個人化、甚至是私人化的取向，導致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宗教危機。
中國人特別喜歡採用個人化的信仰形式，喜好在制度之外尋求自己的自由信仰，這所謂方外之交、獨善其身的信仰傳統，呈現當代中國信仰的另一種特徵，那就是信仰私人化取向。
信仰並不等同於宗教，但宗教無疑會包涵信仰；信仰危機涵蓋了宗教危機的某些內容，但信仰危機的解決，並不等於宗教危機的解決。
宗教信仰嚴重疏離
中國人對世界的根本態度，是信仰一個超越的本原或神聖的關係。
李向平教授認為，中國人對宇宙、社會及人生命運，與其說有一種確認的信仰，毋寧說持一種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
所以其信仰的特點是，並不確信或深究神聖意志的結構，以制度的形式來表達人與神聖意志的交通，以此反復加強對神聖意志的確認和信仰。
同時亦不以可確證神人交通的方式深究其信仰結構，而僅僅滿足於敬拜、冥思、敬而遠之或用之、思而修身。
因此，中國人的信仰方式，如果要表現為一個社會的信仰模式，那就不得不依賴於現實權力關係或宗教制度；與此相反，人們如果要表達個人的信仰，常常喜好出離制度安排和組織形式的宗教信仰。
其中的問題，是中國人的私人信仰與制度化群體信仰的表達方式之間，本來就蘊藏著一種分合兩可的雙向關係。信仰是否危機？關鍵在於權力秩序、社會精神主體能否穩定。
中國人的信仰私人化特徵，其實出自於中國當代法律對於信仰自由的制約，把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定義為私人的事情。
中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個人選擇的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力量不得干預。所以，中國人的信仰自由，是合法性的信仰自由。
在現有的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領域以內，無論中國人信仰什麼宗教，他都將是一種自由選擇和自由信仰。
即使是民間信仰的選擇，中國人也同樣具有相當的表達空間，尤其是在底層社會，民間信仰更是活躍自由。
從此而言，中國人的信仰關係很豐富、很自由，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過去那種以人活著究竟有什麼意義為內容的信仰危機，似乎已經消逝了。
自修自了不洩天機
中國人對信仰的神聖需求最是豐富，也最值得注意。它基本不需要什麼制度資源，不需要外在的人為組織。他們的信仰方式，自然而然，完全出自於個人需要。
在特殊的時空裏，具有特殊的利益訴求，面對特別的信仰物件。他們主張信仰的私人特徵，乾脆強調，信神不信教、拜佛不進廟，甚至類似於「人人皆祭司」的信仰狀態。
這種信仰的社會特質，實際上是一種私人化的神人關係、聖凡關係的表達。庶民百姓、學者、白領、富人、甚至是官員，無不對此津津樂道，投身其中。
顯然，這種信仰方法，採用的是私人、甚至是隱私般的表達方式。神靈對自己的保佑，或許與別人沒有關系，就好像人們到寺廟裏燒香拜佛那樣，各自買香，各自求佛，私下許願，天機不可洩露；願望一旦滿足，各自還願，個人的心機，個人自了。
除此之外，中國人的信仰私人化取向，還有其他許多表達方法。比如，廟會、團契，或在私宅中建神龕，把宗教神職人員請到宅中，表達自己的宗教信仰等等。
因此，信仰就不局限於神人關係的表達和交流，反而成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個構成，人際交往關係中的特殊資源了。對此現象，李向平教授諭之為「精神走私」。
他說許多政治精英、商業精英、民間社會精英或宗教精英，在表達各自的私人信仰的時候，大多礙於自己的身份、地位，無法公開表達，只好借助於各種非宗教的形式，私下裏了卻自己的心願。公共場域之中，他們只能把信仰收藏在個人的私密之處。
信仰身分認同危機
所以，他認為當代宗教危機的主要內涵，是人們有了信仰，卻不一定要尋求與信仰有關的精神歸屬；人們有了宗教信仰，也不一定就信仰宗教，特別是對宗教制度所整合的信仰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懷疑和出離。這也就是歐洲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曾經有過的「信仰但不歸屬」的問題。
人們依舊局限在熟人社會的交往關係之中，僅只是信任那種能見得著、把握住、給自己帶來利益交換的私人關係、神人關係。
這種僅只信任人際關係的交往方法，不得不影響到神人關係的交往，不得不左右了神人交往的社會學意義。為此，個人致富、個人奮鬥， 他們依賴自己的人際關係，不去信任熟人之外的任何關係。這就造成了宗教信仰層面的身份認同危機。
誠然，這是當代中國社會中共同信仰的隔膜，同時也是制度信任的困難。最終是信仰強化、制度淡出、宗教弱化，獨善其身的私人信仰浮上水面，阻礙了社會信仰共同體的建構。
李向平教授指出，個人的信仰、信仰表達的資源社會化，實質上是一個信仰表達空間如何獲得的社會學問題。它與體制宗教借助於公共權力來表達自己的神聖化要求，在宗教與法制關係層面上，其問題如出一轍。
如果公共權力的神聖要求不是借助於體制宗教，而在於政治民主化的形式，進而把神聖資源交還給社會，交還給信仰者自己，那麼，中國人表達信仰的方式，就不會局限為個人私密的形式，不會把信仰視為一種現代公民的隱私了。
信仰的私人化即意味著信仰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亟需一種制度性的推動力。
李教授強調，當下中國人的私人化信仰，如何能夠自發自由地變遷為社會化的中國信仰模式，或許就是後3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主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