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會發言選粹(二)重建世界倫理 揭開和平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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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權  1998-08-01 10:10

  專題演講的主講人施正權教授一開場即說明,維生首席是他向來敬仰的教授,兩人長達廿年的師生關係,讓他受教甚多。他自謙的表示,今天要在老師面前「班門弄斧」,實在緊張,但既然受命,就要盡己所能,好好的為大家分析。

不可思議的二十世紀

  施教授首先回溯二十世紀的整個變化,將之定名為「不可思議的二十世紀及不確定的廿一世紀」。人類從維也納會議後到第一次大戰前有近百年的和平,由於工業進步主義精神強調「人定勝天」,所以西方認為,這段期間,人類不管在物質文明或在精神文明的發展都達到巔峰狀態,因此更是滿懷欣喜的邁向二十世紀。

 ●維生首席以簡單戰略圖憂心忡忡地分析核擴散的可能趨勢。

 ●專題講座主講人—施正權教授。

  所謂的「不可思議」即在於此,二十世紀反而是人類有史以來屠殺最慘重的世紀,除了長崎、廣島兩個原子彈外,其他的人多死於傳統武器及獨裁者手中,據布里辛斯基的統計,本世紀大小戰爭奪走了八千七百萬條人命,更不要講在戰爭中受到傷害及痛苦的,其中有四個人包辦了其中三分之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波蘭軍人等約一千七百萬,史達林大概兩千萬,毛澤東為兩千九百萬左右,高棉的獨裁者托帕一百萬,加起來約六千七百萬,其他諸如:東歐、北韓、越南、古巴等國為建立共產政權共屠殺兩百萬,換句話說,共產主義的實踐一共犧牲了六千萬人。再加上其他因宗教因素、種族因素被屠殺的共有八千萬人。

  施教授表示,本世紀因為政治、意識形態、宗教、種族等因素,大概犧牲了一億七千萬人,這是個令人警惕的數字,往往決策者一念之間,就決定了人民存亡。

不確定的廿一世紀

  冷戰之後,原本以為美蘇核武經過多階段核武裁減談判及多邊軍備管制協定下,應該具有初步成果,但蘇聯的瓦解卻反而造成核武之擴散;原本以為瓦解了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後冷戰時期會讓每一個民族更加祥和,卻矮化為種族主義甚至於族群中心主義,施教授認為,這種現象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產生「種族進化運動」,狹隘的種族中心主義,加上宗教狂熱主義,使得後冷戰時期中除了「核子」及「肚子」問題外,更添一項不確定因素。

  新移民潮也是一大問題,過去的移民是從危險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跑,現在的新移民潮是貧窮的地方往富裕的地方跑,這種大規模的人口移動,也是未來對各國安全最大的威脅,為使廿一世紀的前景更加確定,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援助必須要改弦更張,不要再照第一世界的模式發展經濟,高科技或工業化等,而應該因應第三世界的需求,提供糧食、乾淨的水、改善衛生條件及加強基本國民教育,施教授語重心長的說:「若不從第三世界的根本問題解決,這種核子的勒索無可避免。」

  接下來,施教授從戰爭結構的變遷來分析,他以為,冷戰時期戰爭的主因是對付外來侵略,打的是傳統戰爭,整個國際權力結構較易控制,美蘇兩國當家,兩極體系的對立,形成「不歸楊即歸墨」之趨勢,如同黑道中大哥在就沒事。過去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對立之下,在核子僵持之下,還有一點恐怖的平衡,世局尚稱穩定,因此令人頗懷念冷戰時期的和平。

  但到了後冷戰時期,就好比大哥不在,小弟人人想當家,世界免不了大亂,整個戰爭走向黎巴嫩化,就是說「敵人來自於內部」。問題來自本身軍閥權力分配、國內宗教問題、種族問題、政治權力分配問題、政黨利益分割問題等,在沒有政治的禁制力之下,這些國家擁有高科技、核子、生化武器,卻缺乏管制之機制。

  在戰爭結構、權力結構的改變之外,經濟權力的結構改變也是一大問題,經濟全球化促進全球經濟繁榮,另一方面也加速了經濟掠奪,先進國家若不善加利用資訊科技,可能還會再爆發文化帝國主義等問題。

寧願要核子不要褲子

  將整個時代背景交代後,施教授進入問題核心:「發展核武需要極大成本,為什麼這些國家寧願核子不要褲子?」站在這些國家的立場來看有四點:

  一、核武可以改善國家整體安全。

  二、決策者謹慎考慮整體政經軍事等因素,決定要發展核武。

  三、只有各國才最有資格決定並判斷什麼對國家最有利益。

  四、核子擴散者之間的共識。

  施教授提高音量說:「難道他們不知道核武很危險,還可能遭到先制攻擊、提升緊張嗎?」但是每個國家都必然是從本國立場著眼,核子先進國家,如美蘇,給了他們最壞的示範,發展核武後可以加強國際安全,並增加國家籌碼,尤其民族主義的掛帥更加重他們這種理念,但是當核擴散逐漸從戰略性核武轉到戰術性核武,危險性就增加了,戰略性核武是核當量較大的,如當年轟炸長崎、廣島所用的,戰術性核武是核當量較小的,對這些國家而言,他們「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這個共識是一個潛在的危機。

  另外,印巴核試過程可以看出另外一個重要趨勢,首先看看巴國核武之建立,根據德國國會調查委員會發現,一九九八到一九九0年間,德國、阿根廷、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南非都進行核子合作,不僅巴國有人員到印度受訓,德國亦提供巴國專門製造核燃料的工廠設備,甚至有公司提供他們濃縮鈾。另一方面,提供巴國核技術資源的國家,中共是首開其端,德國繼之於後,甚至有報導顯示巴國核武發展,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比利時都有份,所以為什麼美國要制裁巴國核試時,歐洲國家都鴉雀無聲,原因就在此。

  至於在印度方面,剛開始發展時說是和平用途,施教授認為,這就如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道理一樣,印度在一九四八年成立原子能委員會,一九五六年在美加同意下,製造核子能研究反應器,一九五八年開始設計並採購處理鈽原料工廠設備,一九五九年美國指導印度科學家處理鈽原料,一九七六年美加停止合作,但是蘇聯繼之而上,成為印度原子原料重水提供者,一九六四年又在英美協助下成立再處理工廠。印巴兩國發展核武固然有其國家安全考量,可是基本上,印巴核武發展是冷戰架構下的結果。

  至於印巴兩國本身的看法如何,施教授認為,在印巴之間的菁英分子與民眾大約有三派說法:第一派是相信情況最壞者。他們認為敵人是不值得信賴的,唯一的方法是提高警戒,形成對峙,甚至有機會消滅對方。這當中的和平破壞分子,來自於所謂極端的基本教義派。

  施教授相當樂觀的說,他相信這個最壞的情況不會繼續存在,因為目前整個世界趨勢是由談判代替對抗,尤其是坐下來談,透過多邊會談。例如,北愛爾蘭雖有幾十年的仇恨,但在「北愛和平協定」投票過程中,天主教徒有百分之九十幾支持統一的,令人意外的是,新教徒中也有百分之七十幾贊同,「北愛都能談,以色列、巴勒斯坦四十幾年的仇恨都能談,印巴為什麼不能談?海峽兩岸為什麼不能談?何況四十幾年來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對不對?」施教授說,但是首要條件是要有誠意,放得下。

  第二種是不切實際的社會改革家,他們相信只要閃開,不要理會無聊的政治菁英,只要充分交流,兩國的明天會更好,中間也有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他反對一切的核子武力,也有人是從中牟利的。最後一項是現實主義的新生代,他們從研究美蘇兩強核子原則的結果相信,兩國問題可以用公平、光榮、和平方式加以解決,核子的嚇阻在短暫的期間有助和平穩定,但是最終解決之道在於共同合作的途徑。

人類對廿一世紀和平的新思考

  分析至此,最後,施教授認為核武擴散除了是列強國際權力角逐的結果外,他個人滿同意一般羅馬俱樂部學者的講法:敵人是來自內部的。

  從五0年代到現在,國際間軍備管制的條約協定非常多,但是最後的結果還是核擴散,因此羅馬俱樂部的學者提出建議,要重建價值觀,也就是重建世界倫理,施教授認為世界倫理的建立,宗教因素將扮演重要角色,今天在第三世界衝突的過程,宗教已經成為一個工具,即假宗教之名行政治權力爭奪之實。

  如何建立一個普遍的倫理?施教授結論時表示,要建立一個全球的社會,必須在一個共同的價值觀上,人類才可能共同面對挑戰,也才有道德力量去因應世界的變化。要建立一個新世界倫理,包括大自然倫理、生命倫理、經濟開發倫理、金錢倫理、形象倫理、團結倫理,至於,現代可以接受普遍的道德觀,永久性的價值觀念是那一些呢?也就是老子的一段話:「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己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施教授對帝教「不求個人福報」的精神印象深刻,他覺得這個精神可以作為未來世界和平的新思考,甚至會成為一個思想主流,就他所了解的宗教中,甚少有宗教把全人類福祉超越在自己的福祉之上,能夠一步一腳印踏踏實實、沒沒無聞地做,更是非常不容易,雖然他不是很了解帝教是如何在做,但是他認同老師(首席)曾經跟他提過的一個觀念:「至誠則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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