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篤高  1995-01-20 11:25

　　民國八十一年三月間，內子因身患絕症在國內外均告醫藥罔效的情況下，我聽信此間一位老中醫的進言「到大陸去碰碰運氣，也許會找到極高明的醫師能治療你夫人的絕症」，而前往東北大連就醫。由於我夫婦還稱得上是伉儷情深，自不忍遽爾永訣。因此我在當時排除萬難及某些朋友的勸阻，帶著病情已深的妻子，飛往人地生疏的大連。

　　在大連近兩個月的治療也告無效之後，同年五月間又轉往北京就醫。九月間我因事單獨回台北一行，我夫妻在赴大連之前已皈依天帝教，因此，回台北之後便就教於師尊並有事相懇。其時，師尊正好在東京宏教，我因此透過維生首席樞機的管道，電傳報告至東京，翌日即接獲師尊批示：「篤高夫人陽壽已盡，盼速赴北京照顧……。」我接到批示後雖然五內俱焚，但深知師尊七十年道行高深，對我這個晚輩絕不會虛言誑語，因即趕返北京，內子終遲延至八十二年二月病逝於北京。

　　我特別記述這一段往事，一方面表達我對師尊的感激，一方面也表示師尊對人生大事提示的正確。我個人追隨師尊整整四十年，受過師尊的耳提面命及諄諄教誨，足資稱述的事情極夥，其中尤以上述提示，令我沒齒難忘，師尊天上有知，應可知曉我這個做晚輩的一片感念之意。

　　我是民國四十三年經維公樞機之介，進入自立晚報做助理編輯。其時，國內經濟尚未起飛，民間生活極苦，一般人的購報閱讀的能力很差，報紙的經營，極為困難。自立晚報是當時資格最老的晚報，但因先天失調，後天又遭遇若干次意外的挫折，以致在經營上最為艱困，玉老（當時報社同仁都以此稱呼師尊）自民國卅九年接下了這個燙手山芋之後，雖然全力以赴，仍因客觀環境的困難，使全體同仁均在困苦中撐持，玉老自己更是咬緊牙關，甘苦與共，其中有不少感人的事蹟。

　　那時候，自立晚報編輯部設在現在萬華區雅江街的一條狹窄的巷子內，編輯部的建築，是最舊的低矮瓦房，而且因為年久失修，從瓦縫裡可以見到天光，應該是名副其實的「透天厝」。在這種房屋內從事編輯工作，真正是冷暖自知。

　　夏天炎陽行近中天之際，室內恰如蒸籠，不僅熱不可耐，且濕悶異常，用「人在蒸籠內」來形容，殊不為過。更奇特的是，因為房屋久未整修，致每逢天雨時，室外大雨，室內則小雨，點點滴滴，盡落桌上，到室外雨停，室內仍然滴個不停，直待屋瓦上殘餘水份滴盡為止。因此，很多次我們一手撐著雨傘，一手振筆疾書，完成編輯工作。這種艱苦之狀，維生樞機應可娓娓道來。

　　雅江街那時的房屋，一連三間，前面一間是前文所述的「冬冷夏熱」的編輯部，中間一間是排字房，後面一間則堆置排字房的雜物，把所有房間充分運用。那時候自立晚報本來由現已過世的李萬居先生主持的公論報代印，但公論報因機器老舊，印出來的報紙不僅面目可憎，且時有辨識困難之處，玉老因排除萬難。購買了一台二手貨的套紅滾筒印報機，準備自己印報，但是機器裝在那裏，則相當為難，依照玉老初意，將機器安裝在後面那間雜物間，以免印報時機器聲驚擾四鄰，但是經編輯同仁一再請求，陳明後面一間因有天花板可以免於漏雨之苦，且因此夏季不會悶熱，冷天也不會有寒風侵襲，玉老因而體貼眾意，決意把編輯部後移，讓出前面的房間作機器房，編輯部同仁在工作環境稍加改善之餘，情緒更高，內容自然益加精彩。由這件事可以看出，在那種克難的環境下，玉老仍然遵從眾意，深體同仁的艱苦，「不為個人謀福報」的心理，在那時就已經深植其胸中，其曠遠的襟懷，由此可見。

　　前文說過，那時候的自立晚報，物質環境極為艱苦，國家經濟發展的情況，比今日差之遠甚。夏天在雅江街那幢房子裏編報，真正是「苦不堪言」。編輯臺上的幾位同仁，都是男性，三伏天裏穿件汗衫或背心工作，仍然大汗淋漓，想喝杯冰水讓心裏清涼一下都不可能之餘，大家渴盼的是能夠有一個「土製冰箱」，裏面放點冰水，燥熱時喝上一杯，應該會提高工作效率。然而我們深知當時的報社財務困難，發行本身賠錢，廣告又極其稀少，財務上根本入不敷出，所有的收入以支付印刷費及排字房費用為優先，其他方面則祗好拼拼湊湊。在這種極端克難的情況下，「土製冰箱」自然是一種額外的要求了。可是，當玉老知道我們希望在炎夏之際能有一杯冰水澆澆心上火氣之際，他毅然的叫總務立即購置一台「土冰箱」，而且交代總務課長，每天放一大壺冷開水在土冰箱內，隨時備用。

　　這雖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但因為太感人了，所以一直存留在我的心底。我記得很清楚，那也是一個炎夏的中午，玉老由社本部（設在現在的中山女高旁邊，建國南路高架橋位置上，現已拆除），到了雅江街，他除了看看工作情況外，特別詢問我們的生活情況，當他看到每個人揮汗工作，想一杯冰水而不可得時，立即找來總務課長，問為什麼不給他們準備點冰開水驅驅熱，總務的答覆是：「那有冰箱儲冰水？」

　　玉老當時毫不猶豫的說：「你馬上去買一台土冰箱來（那時候國內根本沒有電冰箱，只有外僑家裏才有），如果季小姐那邊付不出錢，由我私人另行設法支付好了，工作這麼辛苦連一杯冰水也喝不到，那太對不起他們了！」

　　第二天當我們上班時，每個人的桌子上有一杯冰開水，一喝下去立即沁涼心頭，這種感受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玉老的慈悲憫人心懷也由此顯露無遺。

　　那時候，北市報業已經在發展中，玉老深知為一個民間報人，也必須跟上時代腳步，否則就會落伍。尤其那時候台北三家晚報（自立、民族、大華）競爭劇烈，不僅在內容上要力求精進，在工作環境上也必須力求更新，雅江街那個地方，不僅僅地處陋巷，房舍狹窄，且觀瞻不良，無法更求發展，因此在五十年代初期，玉老在物質仍然相當維艱的狀況下，決定遷地為上。

　　同時，社本部跟編輯部分處兩地，管理也極不便，因此，在長期多方找尋之後，玉老終於憑一己之力，找到了位於長安東路、新生北路交口處其時國防部軍聞社旁邊的一幢四樓洋房，決定了租金及訂好了租賃契約之後，自立晚報編輯、經理兩部及社本部立即捨棄了舊有的房舍，一個自雅江街，一個自中山女高旁搬到了新址。對編輯部、排字房、印刷廠的工人來說，新辦公室已經可以算是「洞天福地」了！

　　可是，有多少同仁知道玉老個人花在新址尋覓及經費籌措上的無數心血呢？他為報社的榮譽，同仁的工作環境，付出了無法數計的心血，這種默默耕耘的辛勞，正是一個宗教家熱忱的最高表現。

　　對玉老來說，自立晚報搬到長安東路新址，是自立晚報發展的一個契機，同時也是玉老個人在宗教的途程中再出發的一個轉捩點。因為自立晚報遷到了長安東路之後不久，開啟了跟本省名宿吳三連、許金德先生的合作，使得報社在財務收支上有所改善，免除了玉老一個人獨立支撐報社巨額財務支出的沉重負擔，使他個人仔肩稍輕。更重要的是，當他責任稍輕之後，他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他所念茲在茲的「天帝教」，因此，當他為北市報業覓得了適當的共同財源（聯合報王惕吾回憶錄中曾有較詳細的記載），也為國內的新聞自由及國家的民主前途，拚出了一片天地之後，玉老知道應該是他重新回到他一心崇奉的「天帝教」的時候了。

　　大約是五十年代末期前後，玉老終於獲得了吳三連、許金德等人的諒解，毅然自動的退出了自立晚報，經過數年的沉思之後，天帝教終在玉老的努力下，在台灣復興。玉老這一生真正是功在國家，功在報業，自然也功在「天帝教」，願他老人家英靈不泯！

　　草草的寫了這篇三千字的稿子之後，內心思潮如湧，玉老九十五年的歲月中，可以稱述之事，既夥且多，尤以在承辦自立晚報之際，為報業闢財源，為新聞界爭自由，為國家爭民主，種種切切，罄竹難書，本文只記述其為人慈悲的一些小事，至其他為「爭新聞自由及爭政治民主」等等，當另行為文述之！而今，雖然哲人已萎，樑木已頹，但是天帝教二十萬同奮的思念孺慕之情，卻永不能釋。而且我們的孺慕與思念，將在他紀念日的周遭，永遠無聲的流轉。